晚清人事局,咸丰帝为何倚重肃顺等人？

咸丰帝虽然才智中平，政治平庸，但在维护皇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并不糊涂。当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大事时，对肃顺等人则采取了于利用中加以防范的态度。

史家多言，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在北京之时，即颇受咸丰帝的依重。随同咸丰帝逃到热河后，少了其他王公大臣的竞争倾轧，载垣等人，尤其是肃顺，更是深得咸丰帝的专宠信赖。此说不错，但又未必尽然。

咸丰帝在其身体尚属康健之时，无论是对满朝的文武大臣，还是对载垣、肃顺等人，都具有实足的政治自信，虽亦时时存有防范之心，但基本上是信任重用的。

咸丰帝之所以依重肃顺等人，主要是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

第一，咸丰帝与肃顺等人在国内外诸多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一致。在对外问题上，他们的思想较为局限保守，既不愿轻易对外屈服，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抵抗办法；在国内问题上，他们皆坚决主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重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及湘军、淮军等。

第二，在革除官场种种弊端、整饬吏治、激浊扬清等方面，他们皆曾主张为政苛严，雷厉风行，治乱世用重典。咸丰帝对肃顺等人的专权行为虽也有所察觉，但在清廷上下因循敷衍、拖拉疲玩的吏治官风下，他却很欣赏肃顺敢作敢为的做事风格与魄力。他认为，肃顺等人充其量仅是一个权臣而已，他们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其目的也是为了大清的江山。

只要自己把握住政治的大方向和改革的力度与进度，即可放手让肃顺等人去做；尽管肃顺为政尚严，作风跋扈，但决非奸臣，至少目前不是。况且环视朝廷上下，确实也没有哪些大臣比肃顺等人更为合适了。

咸丰帝临终之时发下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是立载淳为皇太子。

第二道谕旨是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瀚、焦?瀛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第二道谕旨的人事安排，就当时清廷诸大臣的具体情形而言，并无重大的不妥，更无原则性的错误，基本上符合“亲亲尊贤”的祖制，充分反映出咸丰帝对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政治上的倚重与信任。

咸丰帝之所以任用肃顺等人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在他看来至少有三个好处。

其一，肃顺等人不但办事果断，不讲情面，颇有法家的做事风格，而且具有治国辅政的经验，他们可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既能坚决抵抗外国的侵略，又能有效地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等。

其二，肃顺等人敢作敢为，可以有效地抑制懿贵妃和恭亲王奕?等人，有利于自己儿子皇位的稳定。

其三，肃顺等人虽是清廷重臣，但从皇统的血胤方面而言，他们或是远支宗亲，或是与皇族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的外姓大臣，说到底，也不过是大清皇帝的臣子、奴才。在一般情形之下，这些人虽然可以掌握清廷大权于一时，但不会对皇权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他们若胆敢挑战皇权，且不用说王室宗亲必将起而反对，即使是众多的朝廷重臣也会挺身而出，就是小小的御史言官参他们一本，也足以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也就是说，肃顺等人治国理政的能力绝不比恭亲王奕?差，而其尽心辅助幼帝，将来归政幼帝的可能性又远比恭亲王奕?要大得多。

就八大臣辅政制度而言，咸丰帝无疑是重用肃顺等人的。重用归重用，但还是要防范的。

讲到咸丰帝对肃顺等人的防范，由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瀚、焦?瀛八大臣共同辅政制度的相关规定，尤其值得关注研究。

1643年9月21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帝幼年继位，当时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亲王辅政。但后来却出现了多尔衮一人大权独揽，妄称“皇父”的大臣专制朝局。

1661年2月5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死后，孝庄太皇太后，大概是汲取了多尔衮擅权的教训，为康熙帝选择辅政大臣时，数目增加了一倍，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以使其互相制约，避免某一位大臣专政局面的出现。

现在咸丰帝为幼帝载淳选定的辅弼大臣数目又再次增加一倍，这样既可以使肃顺等八大臣互相牵制，又可借用他们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共同辅佐小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基本上将懿贵妃和恭亲王奕?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使他们不得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

在咸丰帝设计的八大臣共同辅政制度下，肃顺等人虽可参与一切日常政务处理，但其性质仅是“赞襄”。赞者，赞助、帮助是也；襄者，襄助、襄理是也。他们的根本职责只是“尽心辅弼”小皇帝而已。这是咸丰帝后事安排的得意之笔。

咸丰帝确定的皇后和小皇帝钤印制度，是咸丰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于肃顺等人之手的另一后事安排的得意之笔。咸丰帝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非常喜欢的两枚私印“御赏”和“同道堂”，分别交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并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印，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这是为了防止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将个人意思添加在谕旨前面或后面的舞弊行为。凡钤加了这两枚印章者，才是皇帝认可的谕旨，否则无任何效力，赋予了皇后和皇上最高、最后的裁可权与否决权。

咸丰帝自认为授以八大臣赞襄政务，共同辅政的权力，既可使八大臣之间互相牵制，防止某一亲王或大臣专权，又可有效地排除当时的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揽权干政的可能，同时又可有效地排除恭亲王奕?对小皇帝皇位的威胁。而皇后和小皇帝钤印制度，又可防止八大臣沆瀣一气，结党弄权，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最高权力掌握于自己的儿子手中。

总之，在咸丰帝看来，他的这一后事安排，实在是一种调适权力平衡、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

然而，事实证明，咸丰帝的这一安排并不高明，不但使肃顺等人深陷清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政治漩涡，而且引发了晚清政局、朝局的巨大震动，促成了慈禧太后长达47年之久的太后垂帘统治。

咸丰帝虽将“同道堂”的印章交给了儿子载淳，但当时载淳只有六岁，既不能妥善地保管，更不能有效地使用好这一印章，只能由他的生身母亲懿贵妃代为保管。于是，懿贵妃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代子钤印之权，而这一代子钤印之权，如果运用得恰当，则可取得与皇帝无异的无上权力。果不其然，后来慈禧太后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与政变，终于得以直接出面垂帘听政。难怪时人王?运在《独行谣》中说：“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

谁与同道堂，翻怪垂帘疏??祺祥改同治，御座屏波离。”“咸丰之死”中也说：“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黯滦阳。两宫夜半披封事，玉玺亲钤同道堂。”对于日后酿成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咸丰帝负有重大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咸丰帝是有负于肃顺等人的，肃顺不幸做了皇权政治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