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

因为<新民说>“民”字的意思便是指民众、国民。
梁启超在《新民说》开始，便以“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开其宗、明其义。他说： 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一曰关于外交者。
　　所谓关于内治者何也？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
　　这是援用西方哲人的一种看法，以为政府的德行和官员的德行，来自于一般民众的德行，因而一般民众德行若无进步，则政府和官员的德行也不可能进步。而梁启超在这里之所以一反传统的精英道德说，主张官员德行来自民众，乃在于他对改变当时普通国人对政治的普遍麻木态度感到极为迫切，故强调改变“民德”的重要性，从而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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