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保障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安全保障机制，它的产生离不开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理论准备。1、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经济条件（1）社会化大生产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所遭到的风险事故增加，迫切需要新的社会风险化解机制。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浪潮，迅速催垮了欧洲各国的自然经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即社会化大生产。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方式的变化，化学工业的发展，导致工人的伤残、事故、职业病等事故频繁发生。这些不安全因素，危害着工人生命的延续。工人患病或伤残后靠本人工资无力医治，失去劳动力后生活更是难以维持。现代化生产过程中，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劳动组合方式也促使劳动力过早地退出生产领域。因为劳动者往往赶不上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机器的不断涌现对生产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他们过早地离开工作岗位，因而提出了疾病、伤残、事故、养老等的社会保险问题。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普遍采用，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产生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造成工人失业，使劳动者暂时失去生活来源，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实行社会保障。（2）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所引起的家庭结构的变化要求实行家庭之外的保障制度。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人们主要靠家庭的力量来抵御各种风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同时，又具有教育、养老和生育功能。因此，家庭保障便成为劳动者和社会其他成员遭遇不幸的保护伞。随着家庭生产职能的弱化，家庭的生活保障功能也大为削弱，人们主要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工业化社会下的家庭，人们一旦失去工资，便陷入困境，既无资产可依，又无家庭可保障。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导致劳动者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风险急剧增加，特别是资本家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迫使工人增加劳动支出，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同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也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社会化。生活社会化的组织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教育、卫生、城乡生活服务等都逐步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走上了社会化发展的进程，成员的个人需求往往成为一种社会的需求，传统的主从保障和家庭保障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于是变产生了保障社会化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家庭之外的社会保障机制。（3）市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也向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提出了要求。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又必然扩大分配上的差距，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和竞争规律的作用，经济危机变会周期性地频繁爆发，每当经济危机到来，就会出现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绝对贫困人口迅速增加。这样，价值规律的要求、效率目标与社会保护公共利益的公平原则相矛盾。为了缓和矛盾，缓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采取社会保障这种补充性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作用。此外，生产的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为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有经济实力来建立起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2、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是把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机器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工人为争取社会保障的斗争日益激烈。资本家为了剥削更多的利润，必然日益加重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者经常受到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的威胁，工人阶级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世纪后半期，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罢工、游行、示威、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危及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如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一大难题。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保护资本家攫取高额的剩余价值，在工人阶级斗争面前，总是采取镇压和安抚两种政策。社会保障正是安抚政策的一种具体措施。这种让步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本意，而是维护资本家自身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网”、“减震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政府时代，正是因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3、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理论准备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推动了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市场万能论”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十分盛行，他们把国家的职责看成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而不是干预经济。他们认为，社会中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尤其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纵深发展，政府日益加大了对市场的干预，“市场万能论”越来越站不住脚。19世纪下半叶，德国学者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国家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之外，还有一个“文化和福利”的职责。政府应该举办一些公共事业，以促进文化、公共卫生和保护老弱病残者等社会目标的实现。政府需要制定全国最低生活标准，对劳动者实施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