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

　　国际战略环境改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外部空间，进一步融入世界将激发更为强劲的动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中国在21世纪最初20年有可能获得较长时间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较为充分的内外发展条件、国力较快增长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较快提高的历史时期。

　　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加以审视，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乃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和平与发展仍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多极化格局不是中国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我们看到并顺应、推进了这个客观趋势。“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对话有所增强，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相对更长的和平发展环境，集中更多力量搞好自身建设。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则意味着中国将会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事实证明，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配置的壁垒越降越低，而我们又积极参与其中，无疑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我们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基本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有的关系正处在加速改善之中，这使得我们国内各项建设有了可靠保障。另外，我国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与世界的相互适应度、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深化。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到中国去比登上月球还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参加全球及区域经济合作还是小心翼翼。而现在我们对外合作的步子越来越大，信心越来越足，如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倡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安全领域，我们原先不愿意参加多边对话，现在则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如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等。这表明，中国在驾驭国际形势、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方面越来越成熟。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长久：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的主要战略机遇表现为：一、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路径选择方兴未艾。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60多个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即从农业经济时代迈向了工业经济时代，有20多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起步期，即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只要政策对头，路子走好，就可能在这一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全球范围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的浪潮正在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利用电气化技术和内燃机技术的出现以及欧洲技术大规模转移的机遇，一跃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20世纪中叶，日本抓住了美国的汽车技术、半导体技术和家电技术大规模转移的机遇，迅速成长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出口基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经过10年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市场的相对饱和与技术的相对过剩。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甚至徘徊，IT产业和网络技术急需寻找市场和大规模转移的出路。这次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转移，比以往两次更为深刻和广泛。因为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呈现出高新技术、金融创新和全球市场一体化三者合一的特征。这对中国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历史机遇。

　　三、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可能。一些科学家和未来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头10年新技术的发明和发现将超过20世纪的总和，而20世纪的发明和发现则超过了人类以往所有的发明和发现的总和。今后20年许多高技术产业如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都将迅猛发展，从而形成新的相关产业并渗透到其他产业。这都是中国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

　　进入新世纪，我们必须全面把握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形势，从战略的高度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李忠杰：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来看，我们也面临着众多重大机遇。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谋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平台。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一直在探索中稳步改革和发展，回头看，改革、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重大关头已基本跨越过去，下一步就是在这一框架下加以调整和完善。这样就能确保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在一个稳定的体制结构之下获取更大发展。

　　其次，法制建设的大框架也基本确定。下一步就是如何完善这一体制，并加强立法、执法等各项工作。当然，完善和改进的空间、余地还很大，从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法制上的保障。同时，还要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
　　第三，从国民的思想观念看，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上，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认识非常一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国上上下下都很受欢迎。
　　另外，党的建设也在不断推进，取得了巨大成效，对大局起到有效的稳定作用。当然，问题也不能回避，如党内腐败现象还令人忧虑，如果忽视的话，也会出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研究员卢中原：从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一、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并呈现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可以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7．9％，未来20年将达到6％－6．5％。国内资金十分充裕，调动也很灵活；技术瓶颈现象并不明显，一些高新技术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足，供给成本很低，而且人力资源的素质正在迅速上升；消费水平总体偏低，潜力巨大，消费结构处于升级过程；投资空间巨大，如西部大开发、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一切都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强劲的拉动作用。

　　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利用国际的先进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后发跳跃式的发展。

　　三、中国的开放性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我们会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在法律、制度、规则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体系的积极影响，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它将带来一种非常深刻的变化。因此，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间，整个经济发展会得到要素供给、市场需求、体制激励、外部因素刺激等诸多方面有利因素的拉动。
　　中国能否在今后10－20年间抓住机遇，关键在于把握“战略机遇”和“战略挑战”的并存和转换，推动战略机遇的时空统一、内外互动，形成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和国际战略四位一体的国家大战略。

　　李忠杰：在对战略机遇谈得比较多的时候，十分有必要谈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应该关注的是：未来哪些重大国际问题会给我们带来全局性影响？首先是美国对伊拉克可能发动的战争。战争一旦打起来无疑将对全球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其次，核威胁越来越突出。虽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是地区热点冲突升级，甚至动用核武器的危险也不能完全排除。印巴去年就曾剑拔弩张，现在朝鲜的核问题又引起极大关注。第三，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反恐、朝鲜核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中美合作的一面有所加强，但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战略不可能改变。
　　卢中原：从国内来看，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根本转换。国内面临的“三农”问题突出，农民增收困难，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收入拉大等都是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尖锐的突出反映。过去我们的体制限制了城乡间的沟通，今后我们要想抓住战略机遇，不打破城乡间人为的障碍，许多机遇可能就会被抵消掉。这是一个艰巨挑战。

　　二是就业矛盾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统计表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可以拉动就业岗位增长0．32％，而进入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只能拉动就业岗位增长0．1％。此外，我国人口自然增长高峰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每年自然增长的劳动力超过1000万，这么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将对我国未来的就业带来巨大挑战。
　　三是生态环境依然呈现恶化态势。我们要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现在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局部得到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在未来20年，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必须花很大的功夫投入到维持生态平衡和改善环境上。
　　四是社会矛盾日趋复杂，而缓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尚不能适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际上的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社会结构将剧烈动荡，各种利益矛盾纷繁复杂。原来的强势群体可能被边缘化，变成弱势群体，如果没有他们利益表达的渠道和迅速缓和这种利益矛盾的机制，那就会大大影响社会的稳定。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只有同心协力，励精图治，才能抓住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才能应对接踵而至的重大挑战，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资料链接

　　中国历史上错失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德喜

　　中国历史上曾错失过三次机遇期。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明朝中叶。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随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的中国和邻国日本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惟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几十年迅速崛起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而中国则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缓慢推进，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三次机遇发生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时代。应该说，中国在冷战时期，也较好地利用了美苏对峙，但只能说利用了一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错失了这一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