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税收以什么为标准

　　中国的农业赋税制度起源于夏商周的贡赋制。《孟子.滕文公》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即通常所说的“贡、助、彻”。农业赋税始终是和国家的土地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古代曾进行过多次农业税收制度改革，具有代表性的有： 1、鲁国的初税亩。春秋以前，土地实行井田制，归王室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在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日益增多。由于私田不属于王室所有，无须向王室交纳贡赋，全部收获都归私田的所有者支配。这就冲击了“田里不鬻”的土地制度，动摇了助耕公田的井田做法，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改革。据《公羊传》记载“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即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税率为产量的十分之一。初税亩首次以法律形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和地主经济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我国农业税赋制度从雏形阶段进入成熟时期。 2、汉朝的轻徭薄赋政策。西汉初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主要措施是降低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后又减至三十税一，并成为以后汉朝的定制。汉代农民负担除田赋外，还有算赋、口赋两种人头税。汉初规定：民十五至五十六岁，人均出算赋钱，一百二十钱为一算，这就叫“算赋”；凡年满七至十四岁的小孩，每人每年纳赋二十钱，叫做“口赋”。 “三十税一”制度前后执行了353年之久，是我国封建社会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税收制度。 3、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东汉末年，由于战争频繁，人们纷纷流亡，土地大量荒芜，使汉代以来按人口征收算赋和口赋的制度无法继续执行，而且使按土地征收田租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改变国家财政日益困难的窘境，逐渐产生、发展和形成了“租调制”。租指田租，调指户调，三国时期，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出租并收取地租。对不属于屯田的农户则建立了“租调制”，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己”。其主要特征是按亩和按户而非按产量和按人征收，税收为定额而非定率。自此，把汉代以来以户征收的田租变为按亩征收，把按人头征收的口赋变为按户征收，确立了租调制度。西晋时期，“租调制”规定“凡丁课田50亩，每亩收租四斛，户主为妇女和次丁男者半输。调每户绢三匹、绵3斤”。同时在户调征收时实行“九品相通”法，即预先把应纳租调的农户，按贫富分为九个等级，依等级征收，富户多交，贫户少交，做到了贫富有别，合理负担，比曹魏时期的“租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魏时期，在实行“均田制”后也正式颁布了“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年15以上未娶妻者，4人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其特征是以“一夫一妻”为征收单位，减轻了税负，改变了以前以户征收容易出现的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起到了均衡税赋的目的。 4、唐朝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安史之乱前，唐朝主要的税赋是“租庸调制”，租：指田税，规定每丁每年纳粟2石；调：指绢税，规定每丁每年缴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另加绵或麻若干；庸：指以织或布代替力役，规定每丁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丁可缴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代替徭役。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动荡，土地买卖和豪强兼并加剧，土地高度集中，出现了“致令百姓，无处安置”的局面，使“租调制”实行以来的税收基础--“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农民破产，逃户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农村户籍管理十分混乱，租庸调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于是在公元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唐初的租庸调制度和各种杂税，统一改征地税、户税，实行两税法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归并税目，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集中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费改税，将租庸调及各项杂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作为两税的有机组成部分。“两税法”是封建社会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形态，是以地税和户税为主，并容纳其它杂税为一体的复合税制，与以前的税制比较，具有税制简单、负担合理等优点，是我国农业税制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自此，我国的农业税制开始进入复合税制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