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说,在启蒙精神上,作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启蒙运动,法国同仁之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康德式的隐晦的哲学思辨已无必要,苏格兰人必然“侧重考虑经济变革以及对这一变革的伦理和政治条件和后果”,必然致力于解答“怎样才有可能使落后的苏格兰繁荣富强”,必然聚焦于“社会的进步”与市民社会的建构。对此,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有一段精辟的分析:“18世纪是英国世纪,这个世纪反映了一种回归到具体的广阔的运动。比法国更为明显的,这一运动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市民社会的实际运转上了。要解释法国与英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难。由于法国还处于绝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似乎更为紧迫和必要。社会的建立问题仍属重中之重。而在英国,洛克的观点已经得到迅速传播,特别是随着这种传播建立了一种君主立宪制度。这里为创新思索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土壤……。”简言之,如果说政治启蒙、哲学启蒙分别是法、德启蒙运动的主要旨趣的话,那么社会启蒙无疑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而后者与当下之中国的问题意识应该说是最为切合的。
在这一共同的思想主题下,苏格兰的社会精英们从各自的兴趣点出发,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社会化机制、人的生存方式、道德规范、政治法律制度等问题,殚精竭虑,著书立说,形成了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尽管他们之间有分歧乃至思想立场上的对立。
因为两者对待英格兰的态度不同。法国人轻视英格兰,苏格兰向英格兰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