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儒家诗教观

明代的灭亡、异族的入侵，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变革中，学术领域开始了一场“由王返朱”、崇尚实学的思潮，而文学领域内的反省与变革也随之而来。正如蒋寅所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古为理想和价值之源的国度，复古即回归传统永远是最有力的口号，同时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成功策略”文学领域的变革一如学术变革一样，选择了“复古”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学术界复古，是前推到程朱理学，而诗歌的复古，是追溯到先秦的儒家传统。先秦儒家诗教观念主要表现为《诗经》中的雅正传统，恢复这种雅正传统是清初诗人们的共同选择。因此清初的文论中常出现“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诗学观念，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儒家诗教传统复归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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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标的诗有一股中正平和之气，诚如方以智评价的那样：“钝斋诗多自徼外返江南五六年间所作，古意新声络绎奔会，要归大雅，本温柔敦厚之教。”方孝标由于顺治江南科场案受牵连，被谴谪到黑龙江宁古塔。方孝标并未因为飞来横祸就心生怨恨，而是怨不怒，哀不伤，甚至超脱其人生际遇流离之外，更为关切的是农民生产、百姓安康之类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他的个人经历和诗歌创作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方孝标所秉承的传统儒家的哲学和诗教观念，即雅正，温柔敦厚。

除了追溯秦儒家诗教传统之外，方孝标还十分尊崇程朱理学，对于朱熹的文论观无不信服。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之间，他更强调文学所传达的道理。也就是说他主张“文以载道”，文学作品是否合乎道，是检验其优劣的重要标准。

如《刘岸矣诗引》：“夫诗，学之小者。而此等，又六朝泳物，及唐人省试，月中桂、罢中鹤、湘灵鼓瑟、山川出云之类，有才者率能刻画见工。而岸矣独组织经史，锻炼理义。或感时寓意，骨骼开张。或情思超忽，会佛老清净之旨。于温柔敦厚之中，岂雕虫雾縠、兢长词赋者比哉！”认为刘岸矣诗歌好就好在其能“组织经史，锻炼理义”，也就是说诗歌必须能原本经史，成为探析理义精髓的有效载体，这样的诗才有益于当世。而那些“雕虫雾縠、兢长词赋”的诗文就没有这样的价值了。

方孝标的诗学思想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受方拱乾的影响。方拱乾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即诗歌创作既要汲取前人创作中的精华，又要保持自己创作个性，不为其所扰。对于一段时期内的诗学风潮，不要盲目崇拜，要始终明白诗心所在。诗心即人心，诗言志，思无邪，这才是真正的作诗之道。如《先大夫诗后集后序二》：“又尝训不孝曰：‘诗当用人，勿为人用。今之言诗者有二端焉，曰五子，曰七子，曰钟、谭。互为翕訿，至不相容，而不自知其皆为五子、七子、钟、谭用也。盖五子、七子之初，人心伪宋儒训诂所锢，虽欲矫焉无由。五子、七子起而用之，天下翕然以为诗在是，而在时者非诗也。隆、万以后，人心已厌五子、七子，而不知五子、七子之何以非。钟、谭又起而用之，天下又翕然以为诗在是，而在是者亦非诗也。人固有五子、七子、钟、谭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五子、七子、钟、谭之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