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律体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中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国家机构组织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中国《立法法》规定，涉及国家主权的事项，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以及诉讼和仲裁制度等事项，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专属立法权。

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同时又适应各地不同情况，《宪法》和《立法法》规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外，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可以依法制定规章。

为使法律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又兼顾各方面的具体利益，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中国法律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程序，以及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一般实行“三审制”，即法律案一般应当经过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对重大的、意见分歧较大的法律草案，审议的次数可以超过三次，如物权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七次审议后，才提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要经过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的反复审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要经过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分组会议的反复审议。每部法律的出台，都要经过反复审议，充分讨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再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表决。这种多次审议的过程，就是通过协商以求充分表达各种利益诉求，并力求把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好、平衡好的过程。经过充分协商再提请表决的程序民主，体现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鲜明特点。

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时，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增强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关系公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需要设立普遍的公民义务的法律、法规草案，还要在新闻媒体上全文公布，征求全体人民的意见。法律、法规通过后，及时在各级人大及政府公报、政府网站、公众媒体上公开刊登。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分别将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就修改文物保护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召开论证会和听证会。

为保证国家法制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中国法律规定了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规定了法规和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享有立法权；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

中国法律还规定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的程序：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也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七个法律部门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涵盖了全部七个法律部门；各法律部门中，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支架作用的基本的法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急需的法律，大多已经制定出来。与法律相配套，国务院制定了近600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7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大量规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中国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经过全民讨论，于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中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中国现行宪法总结历史经验并汲取“文化大革命”教训，不仅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出规定，而且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有具体规定。现行宪法根据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权建设的经验，对国家机构作了全面规定，包括：加强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等。现行宪法还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城市和农村实行基层自治；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现行宪法通过后，为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相适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先后四次对宪法的部分内容和条款作了修改。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

中国的法律体系，既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原则相一致，又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协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法律体系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法律体系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开放的和发展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律体系具有阶段性和前瞻性特点，今后仍将继续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原有的法律，使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

　　中国法制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由成文法律、法规、条例及地方立法、特别行政区法律及中国政府签订的国际条约形成的法律等组成。法院判例不具先例约束力，但具有司法参照及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授权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制定并修改有关国家机关及民事与刑事问题的基本法律。除须由全国人大制定及修改的法律之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及修改所有法律。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有权制定行政规章及条例。国务院下属各部委亦有权在所属各部门的管辖范围内签发命令、指示及条例。国务院及下属各部委颁布的所有行政规章、条例、指示及命令均须与中国宪法及全国人大制定的国家法律保持一致。倘出现任何冲突，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取消各行政规章、条例、指示及命令。

　　在地方一级，各省及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各自的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规章及条例，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颁布适用于各行政区的行政规章及指示。此等地方法规须与中国宪法、国家法律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

　　国务院、省及直辖市政府还可在新的法律领域为试行目的制定或签发各种规章、条例或指示。

　　试用措施获得充足的经验后，国务院可将立法建议提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考虑进行国家级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法律进行诠释。根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除有权在司法程序中对法律进行解释外，还有权对特定的案件进行解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亦有权解释各自颁布的规章及条例。在地方一级，解释法律的权利授予颁布该法规的各地方立法机构及各行政机关。

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1999）冠行初字第161号
原告：姚化平，男1962年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清水镇姚行村。
委托代理人：葛润民，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心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邢天华，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岳其祥，镇长。
委托代理人：宋淑凤，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殷汝奎，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司法所所长。
原告姚化平诉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农业行政强制案，原告姚化平向本院提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姚化平、代理人葛润民、邢天华，被告代理人宋淑凤、殷汝奎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化平诉讼称：1998年阴历后五月初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派管区总支部书记冯首义为首的小分队，受杜学功和姚行村委会其他成员指点下，在原告家没有成年人的、被告未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未表明身份，强行把原告买了一个月的拖拉机开走，扣押了原告的拖拉机，工具箱内的一万元现金和全部工具，至今未予。
被告辩称：被告对扣押原告姚化平拖拉机的事实不予否认，但原告提出扣押拖拉机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只对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扣押原告拖拉机时，冯首义、李维汉、杜泽华、杜同兴现场清点，拖拉机工具箱内有板手一个、钳子一个，没有现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给予支持。
庭审中，被告向法庭提交了证据：（1）、（2）、（3）、（4）证明原告拖拉机工具箱内没有现金；（5）号证明原告的拖拉机在杜学功家；（6）号证明扣押原告拖拉机经过。原告对被告提出的证据提出异议：原告的代理人向被告要过拖拉机。同时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2）（3）号证明被告扣押原告拖拉机。
经庭审质证辩论，查明1998年阴历后五月初一，原告姚化平因拒交农业夏征款，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将原告的拖拉机扣押至杜学功家，后被告多次通知原告把农业夏征款交上，把拖拉机开走。庭审中，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代理人表示可以让原告把拖拉机开走，其扣押原告姚化平拖拉机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能证明以上事实。
本院认为，1998年阴历后五月初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以原告姚化平拒交农业夏征款为由，强行将原告姚化平拖拉机扣押至杜学功学，其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所诉其工具箱内有现金一万元。查无实据，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4目这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扣押原告姚化平拖拉机行政强制行为。
限被告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的拖拉机。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徐海军
审 判 员：许以强
代审判员：张其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张绍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