渑水燕谈录体现了范仲淹怎样的精神品质

《渑水燕谈录》
从写作目的上来看， 与众多宋代笔记的作者一样，王辟之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 “谈谑”。 “谈谑”，也就是说玩笑话。这种“谈谑”式的著述动机，是宋代笔记的普遍倾向，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与时尚。王辟之在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渑水燕谈录》序言中写到：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写出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编《渑水燕谈录》的目的是为了做酒后谈资，做晚年消遣。但是，我们从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之句能够读出王辟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然年老但关心政治的情怀；从“有可取者，辄记之”等句看出王辟之在记录、整理佚闻趣事时，是有政治倾向性和审美倾向性的，并不是不加选择，随手编成。所以，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渑水燕谈录》虽然表面上是一部谈谑类的悠闲之作，但实际上蕴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断，是一部创作动机严肃、目的纯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笔记。
从写作内容和范围来看，《渑水燕谈录》所记大都是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以前到北宋开国（960年）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共分为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记录了360多个故事和片段。

范文正公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