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的对外影响

唐朝以来，便与中国进行密切交流的日本,对《大明律》十分的重视。日本正德时代，积极购求有关《大明律》的书籍。江户时代的享保时期是研究《大明律》最为积极的时期，如高濑忠敦编著的《明律例释义》十四卷等。日本也由此将《大明律》的理论思想引入该国的法典中。如明治初期的诉讼制度，即反映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譬如“听讼回避”、“亲属相为容隐”条的规定,与《大明律》基本相同。正如日本学者宇田尚在《日本文化与儒之影响》中所说的那样：“通观德川时代三百年之法规，抽出其全体之道德要素厥为儒教。”
《大明律》对朝鲜有很深的影响，但朝鲜也不是简单的拿来。在许多方面，朝鲜仍从该国国情、民俗出发，对《大明律》有进行改动和创新，所谓“国时俗事或轻之或重之，或别立新条者多”。这说明朝鲜时代的立法者，在参考《大明律》的同时，又注意如何使之本土化。如在对“干民犯义”罪的处罚上，极端重视礼义的朝鲜便舍弃《大明律》而依唐律论断，因为此罪明律定为“杖一百，徒三年”，而唐律则或流或绞，表现了朝鲜严格奉行违礼从重的原则。与日本相比，《大明律》对朝鲜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公元14世纪，朝鲜王朝建立，太祖李成桂在即位的诏书中称：“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追夺宣敕者及谢贴该资产没官者，乃没家产；其附过还职，收赎解任等事，一依律文科断。勿蹈前弊，街衢革去。”《朝鲜经国典》也强调：“今我殿下德敦乎仁，礼得其序，可谓德为治之本矣。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说明此时《大明律》已经成为朝鲜有效的现行法律。之后朝鲜又以洪武二十二年、三十年的《大明律》为蓝本，译成《大明律直解》。朝鲜的法典受《大明律》及《明会典》的影响，可以说是“明律介入朝鲜法，支配着朝鲜人”（《东洋法史》）。
由《大明律》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确证了《大明律》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大明律》是当时东方世界先进法文化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大明律》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而又居于当时世界法制前列的重要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