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

比如西游记

有吗？

　　佛教东渐，将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赋予新兴的气象。盖建立伽蓝，则促成建筑艺术的发达；造像画图，则形成绘画雕刻的进步。又因佛教精神的感染，诗人往往采用佛语为诗料，文章家也喜用经典术语以行文。文学与艺术虽非佛教徒分内之事，然宜教弘化，有赖于文，庄严佛国，则资乎美。就中国过去文艺成就而论，佛教的文学艺术，实占中国文艺领域的一部分。
　　先就文学而论，所有历代翻译与撰述有关佛教的文字，据正续藏经所收，已达三千六百余部，一万五千六百余卷，其单行刻本及古逸藏书等尚不在内。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文笔简洁明净，时用儒道二家语，文体颇似孝经和道德经的风格，此不特为中国佛教文学的开始，且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权舆。鸠摩罗什在翻译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所译的金刚、法华、弥陀、维摩诸经，无不弘丽畅达，语意明显，文字优美，于佛教之发扬收功很大。东晋时代，中国本有南北二大佛教道场，北方以鸠摩罗什为领导人物，南方则推庐山 慧远为一代宗匠。慧远幼习儒宗，长归佛乘，生平著有法性论、明报应论及沙门不敬王者论等，文风高迈，辞理超尘。南 北朝时代，有关佛教的创作诗文，如弘明集及广弘明集中所收，多是方外沙门或方内文士的作品。方外的诗文作者，如宋释惠琳、梁释智藏、后周释忘名等人各有专集行世，方内文人如宋 谢灵运、颜延之、齐 沈约、王元长、梁 武帝、简文帝、萧统及陈之徐陵、江总、陈伯智等人，皆栖心内典，时有咏吟。
　　文学而外，在艺术中尤推造像美术的成就最大。在魏、晋、南 北朝这一长期间的造像美术，有所谓锤鍱像【一】、夹苎漆像【二】、白玉雕像【三】以及石窟造像【四】种种形式。南 北朝时代，人民对于佛教的信仰较晋代为尤胜，故造像艺术更为普遍。宋 文帝 元嘉之际，屡有丈六及丈八巨大铜像之制造。泥塑像及檀刻像则极普遍。此时雕塑名手，当推戴安道的儿子戴仲若（名颙），他的技巧纯熟，造形有独到之处。刘宋而后，萧齐的造像极多。梁 陈两代，造像技巧更有进步。梁 武帝本为虔诚的佛教信徒，曾遣使印度，传入舍卫国 祗园精舍的檀像模型，其仿制品流传至今。陈 武帝修复侯景乱时所焚毁的金陵七百寺院，造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一百万躯，一时称盛。北朝方面，北凉 沮渠蒙逊曾于凉州南百里之山崖开凿石窟而造石像。元魏 太安元年，召僧昙曜为僧统，令他在山西 大同西北三十里云冈堡 武州山的山崖，凿造石窟五所，名日灵崖（附图七）。窟内像龛多为尖圆式，与印度的形像不同。其佛教不似印度的式样，而面貌姿态亦不类纯粹的中国人（附图八、九）：其像为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阔、气概雄伟。又佛头肉髻，不作大螺发形而稍近健 罗雕刻，美术考古学家都认为是深受健 罗艺术风格的影响（附图十）。北朝的石窟造像，除凉州及云冈二处以外，重要者尚有龙门石窟【五】（附图十一）、巩县石窟【六】及天龙山石窟【七】（附图十二）三处。合计共有五处石窟造像。总之，南 北朝的造像艺术，实为佛教艺术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隋代佛教造像的盛况，较之南 北朝并无逊色。文帝 开皇元年诏修佛寺，至仁寿末年，造成金、银、檀香、夹苎、牙、石等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并修治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炀帝也继续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尊，其中且有一百三十尺高的弥陀坐像。其时又有一位佛教名僧天台 智者大师一生造像达八十万躯。即此可以想见当时雕像的盛况。至于石窟造像，则有山东 历城的千佛山及佛峪，益都的云门山、驼山，东平的白佛山，长清的五峰山，河北的磁州 南响堂山，河南的安阳 万佛沟以及龙门等处，都留存著隋代开凿的佛窟。此外尚有玉石像、四面像、碑像、六面及八面幢像等，论其制作之精，堪与高齐时代媲美。
　　摩崖是石质雕刻的另一种形式。摩崖所在地多在深山大壑之间，故又称为窟崖造像（附图十三）。唐代窟崖像有河北 唐山的宣雾山、磁州的南响堂山、陕西 邠州的大佛寺、山东 历城的千佛山、益都的驼山和河南 巩县的龙门等地。自初唐到盛唐，所造摩崖龛像很多。例如龙门的锣鼓洞，系贞观十五年魏王 泰所造。奉先寺是自咸亨三年至上元二年间造。智运洞是永隆元年所造。此中尤以奉先寺的摩崖佛像，为龙门第一伟大杰作。此种崖像与夹伊水相对的香山石窟，均为同一时代完成的作品。
　　盛唐以后新造的崖窟佛像，如四川 广元县的千佛崖，是开元三年剑南按察使韦杭所造，直至晚唐时代此处造像不衰。再如四川的南江、巴州、大足、北山等处的摩崖，亦自开元而后始有造像。山东 益都的云门山、石门的房山、历城的佛峪、长清的灵岩寺等处，自盛唐以至中唐，造像极多。此时最显著而值得注意的窟像，当推山西的天龙山。天龙山的石窟造像，其技巧之洗炼，姿态之委婉，衣褶之明丽，均不失为划时代的上乘创作。他如敦煌的千佛岩，也有武周时代的摩崖造像。自唐而后，摩崖造像，代有增添，但若论其技法之高古凝炼，仍以唐代创作为第一。
　　佛教寺观壁画的兴盛，以唐代为最。唐有净土宗的名僧善导大师一生创造“净土变相”的壁画三百余壁，是纯粹的宗教壁画。吴道子手绘的壁画，在长安及洛阳两处也有三百多间。此所谓“间”，系指寺院壁上柱与柱之间的一块壁面而言。另有僧人慧果在青龙寺灌顶堂内的佛塔下内外壁上绘画“无尽法界”中的诸佛形象，以及成都 大成寺的壁画九十六院。直到宋代，国内尚存唐代佛教壁画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之多。当时壁画流行之盛，洵出后人想像之外。惟唐代佛教壁画散在国内各地，而此种壁画的作者多系僧人及无名或佚名的画家，独有东西两京的寺院壁画多出当代驰名的画师手笔。今据历代文献所载，当时壁画名家及其作品所在的寺院，计有下列各处：
　　（一）阎立本──西京 慈恩寺大殿两廊。
　　（二）张孝师──西京 慈恩寺塔壁及净域寺、净法寺等处。
　　（三）尉迟乙僧──西京 慈恩寺、光宅寺、兴唐寺及东京 安国寺、大云寺等处。
　　（四）吴道子──西京 荐福寺、兴善寺、慈恩寺、光宅寺、资圣寺、兴唐寺、菩提寺、景公寺、景云寺、东京 安国寺、永寿寺、千福寺、温国寺、福光寺、天宫寺、长寿寺、敬爱寺、与汴梁 大相国寺等处。
　　（五）杨惠之──东京 千福寺、东塔院等处。
　　（六）程邈──西京 昭威寺等处。
　　（七）韩干──西京 兴唐寺、东京 千福寺等处。
　　（八）王维──西京 慈恩寺大殿第一院。
　　（九）周昉──西京 胜光寺等处。
　　唐代壁画除两京寺院以及散在民间的寺院以外，在边陲塞外各地亦有遗存。惟因边塞僻远，缺少画工名师，所作虽不及两京的精妙。然唐画风格，赖此保存于劫火之余，足供后人的征考，又属不幸中的大幸。例如高昌残壁的绘画以及敦煌 鸣沙山 千佛岩的石窟等处，仍存唐代壁画颇多。仅就敦煌 千佛岩诸窟而论，因唐代 陇西 李氏曾于武周 圣历年间及晚唐 乾宁年间大事修整，故壁画一项，多存唐代作品。作品内容多为经变或净土变相，及千臂千钵诸菩萨像，此在现存唐代壁画艺术中亦占重要位置。
　　关于唐代雕塑艺术，在本书上册第六章中略有述及。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个人，就是开元、天宝之际的塑像名工杨惠之。他于佛教壁画创作之外，更施用其绝世天才，创作佛教塑像，其造型的神奇及技巧的精美。名噪两京，一时无两。论者每谓唐代 吴道子的壁画与杨惠之的塑像，都有空前绝后的伟大表现。惟唐代晚期雕塑，风格渐趋婉巧，与开元以前的气势雄浑者各异其趣（附图十四）。至唐末宋初之际，中国画家对于彩色的研究大有进步，而在雕塑作品上又喜施以彩色，称为“装銮”，此是东方古代雕塑的特殊风格，为西洋古代雕塑作品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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