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是如何理解全能型政府的

30年前的中国，经济高度计划，政府是“经济全能政府”，人们的一切物质文化需求都由政府计划供给。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物质极度匮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党和政府，在困境中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开始了经济改革——“经济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赎。
30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经验，可抽象为一句话：“经济全能政府”把经济建设的责任让位于企业、把配置资源的责任让位于市场。
政府只做两件事：
一是制定经济竞争规则和发展规划；
二是做服务员和裁判员。

“社会全能政府”的弊端
改革30年，仅解决了“经济全能政府”的弊端，并没有解决“社会全能政府”的弊端。今天，经济繁荣了，但面临的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

一方面是计划和集权体制时期的社会问题未彻底消除，如：二元结构、缺乏诚信、破坏生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法治不完善下的市场竞争带来的新社会问题，如：剥削、尔虞我诈、腐败、两级分化、失业、污染、信仰和信任缺失、冷漠、空虚、黄赌毒、暴力黑恶势力、不敬老、歧视等。还有接二连三的校园凶杀案、煤矿事故，职业病救治需要开胸验肺，大量发生着的企业污染导致村民得绝症……

无论新老社会问题，都与“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相伴而生。人们对社会服务产品的需求（如合作、协作、救助、安慰、维权、扶贫、环保、表达、倡导等）多种多样，需要千千万万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可是“社会全能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只准一种社会建设主体——政府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存在，几乎不给非政府组织生长空间，社会失去自治能力和发展活力，使大量社会服务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问题和矛盾只会日益积累。“经济全能政府”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全能政府”也满足不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产品需求。

开放社会比开放经济晚25－30年，这是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长此以往，不仅经济成果最终难以支付维持“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的代价——维稳成本越来越高、效益越来越低，各种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迫使市场经济难以持续下去。

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回应了当今中国最重大的问题。社会建设任务比经济建设任务繁重得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