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注：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1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通货膨胀政策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货币就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率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并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注：William Niskanen, Reaga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一，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货币主义的出现旨在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及理论进行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控制经济波动最有效的手段是财政政策，使用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利率。由于长期执行财政政策，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压低利息刺激投资，使得西方国家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努力中，忽视了货币数量的增加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试图从理论上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2]，说明货币数量在长期中对价格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且是影响总需求变动的主要原因。从而在政策上，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主张使用稳定货币供给的经济政策：单一的政策规则。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如下：

（1）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古典的货币数量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古典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水平决定于货币数量；反之，货币数量变动的后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动而非国民收入的变动。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则认为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变动可以导致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主要理由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可以导致利率的变动，进而影响投资的变动，并最终导致国民收入的变动。货币主义试图在使货币数量理论在复杂假设的情况下重新得到同古典货币理论相似的观点：一方面，从长期的观点讲，货币数量增加的最终结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化而非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另一方面，货币主义也承认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变动可能导致国民收入的变动。

货币主义认为货币的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在给定的货币国民收入的条件下，或在给定的p、y条件下），而凯恩斯理论则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不稳定的（在p、y稳定的条件下，由于金融市场内货币需求随利率而变动，从而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稳定的）。这种观点差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V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会变动，从而货币供给M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可以影响实际国民收入。货币主义则认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在短期内是可能变动的。而长期中是稳定的，从而货币数量的增加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导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导致价格水平的上涨。

（2）在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上两者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无论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认为需求是波动的主要原因，应该从需求管理上控制经济波动。但是两者在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的看法上有所差别。

凯恩斯主义认为：总需求（总支出）中的投资是极不稳定的支出，容易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利润的预期、利息、收入）而发生波动。政府的财政行为是抵消私人部门投资波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而财政政策是控制国民收入变动的最有效的方式。另外，由于私人部门的投资是利率的函数，政府的货币供给行为可以改变利率并间接地影响私人部门的投资，所以货币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稳定投资。

货币主义认为；由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货币的总支出或总需求取决于货币供给或信用水平，从而货币供给或信用的变动是造成总需求变动的主要原因，因此货币政策是稳定总需求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3）货币主义认为利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较大，从而IS曲线趋于一条水平线；相反L（r）受利率的影响较小，从而LM曲线趋于一条垂直线。相反，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投资受利息的影响不大，而L（r）受利率的影响大。从而IS曲线趋于一条垂直结（改：垂直线），LM曲线趋于一条水平线。货币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控制总需求效果不大，而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反之，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效果不大，而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两种理论试图从IS及LM曲线特征上进一步论证各自的政策主张。

（4）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政策。最基本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无法自行达到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而货币主义则提出自然率假说[3]。试图重新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及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能力，从而主张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并指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不仅没有控制经济波动，反而可能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济政策具有滞后效应。

上述分歧使得货币主义提出的经济政策是使货币供给保持稳定，并在稳定中有所增长。增长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其目的是使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