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典故？

此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原文是：“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本来想在齐国推行王道仁政，但是，齐宣王虽然能在稷下学宫广招人材，并给以优厚的待遇，但是，他却无意重用某家人材，所以离开了齐国。充虞看到孟子的情况，就在路上问道：“先生好像有些不高兴的样子。前天我听您说过，君子不怨恨天也不责备别人。”在充虞看来，似乎孟子是因为怨恨齐宣王不用他，所以，有怨恨之情。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所指的是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在此，从前后文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此意。《十三经注疏》中注说：“彼时前圣贤之出是其时也，今此时亦是其一时也。”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到应该出圣贤君王的时候就必然会有圣贤君王出现。所以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就是指有乱世必然会有治世，世界不会永远是乱世，必然会有天下太平的时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对社会的希望，因此，何必怨天尤人呢？
“其间必有名世者”，是说在兴乱之间，一定会有名副其实的贤者有一番作为。孟子推算，从周以来，由兴盛而衰落，如今已经有七百年了，从运数来说（朱子认为是五百年之数），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从现实的情况来考察，天下已经如此衰乱，应该是圣贤君王出现的时候了，也就是应该到天下大治的时候了。因为民心思治，所以，孟子也期望着百姓能够稳定下来。
也许天数还不到天下太平稳定的时候，如果天数到了要天下太平稳定的时候，在当今这个时代，孟子要勇于承担使民生安定的重任，责无旁贷。实际上，孟子的意思是，无论是否到了天下要太平稳定的时候，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不能放弃，就像孔子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到齐国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推行王道仁政以惠利民生，是想要借齐王来推行王道仁政，下文说：“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载？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这才是圣贤之志，是救民于水火之心，孟子能被尊为“亚圣”，也正是因为有此圣贤之心。
因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并非一句完整的话，必须和“其间必有名世者”结合起来看，更要和前后文联系起来看。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的期望，是行仁救民的责任感。我们都知道赞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却要把孟子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勇承重担的精神看作是弊端呢？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地把孟子往坏处想呢？那岂不是成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吗？

说儒
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4)
作者 : 胡适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那多数的东方殷民族之中，早已有一个“将有达者”的大预言。在这个预言的流行空气里，鲁国“圣人”臧孙纥也就有一种“圣人之后必有达者”的预言。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民间预言的形式大概是说：“殷商亡国后五百年，有个大圣人出来。”我们试读《孟子》，就可以知道“五百年”不是我的瞎说。孟子在他离开齐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对他的弟子充虞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乃是古来一句流行的预言，所以孟子很诧异这个“五百年”的预言何以至今还不灵验。但他始终深信这句五百年的悬记。所以《孟子》最后一章又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这样的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上距殷武庚的灭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由来已久，所以宋襄公（泓之战在前六三八）正当殷亡后的第五世纪，他那复兴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个预言之下的产儿。到了孔子出世的时代，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殷民族的渴望正在最高度。这时期，忽然殷宋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出来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起于贫贱的环境里，而贫贱压不住他；生于“野合”的父母，甚至于他少年时还不知道其父的坟墓，然而他的多才多艺，使他居然战胜了一个当然很不好受的少年处境，使人们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乡人异口同声地赞叹他：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的出身特别微贱，所以人们特别惊异他的天才与学力之高，特别追想到他的先世遗泽的长久而伟大。所以当他少年时代，他已是民间人望所归了；民间已隐隐地、纷纷地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甚至于鲁国的贵族权臣也在背后议论道：“圣人之后，必有达者，今其将在孔丘乎！”

我们可以说，孔子壮年时，已被一般人认作那个应运而生的圣人了。这个假设可以解决《论语》里许多费解的谈话。如云：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如云：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云：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三段说话，我们平时都感觉难懂。但若如上文所说，孔子壮年以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圣人，这些话就都不难懂了25。因为古来久有那个五百年必有圣者兴的悬记，因为孔子生当殷亡之后五百余年，因为他出于一个殷宋正考父的嫡系，因为他那出类拔萃的天才与学力早年就得民众的崇敬，就被人期许为那将兴的达者，——因为这些缘故，孔子自己也就不能避免一种自许自任的心理。他是不满意于眼前社会政治的现状的：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他是很有自信力的：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他对于整个的人类是有无限同情心的：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所以他也不能不高自期许，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他有了这样大的自信力，他觉得一切阻力都是不足畏惧的了：“桓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他虽不能上应殷商民族歌颂里那个“肇域彼四海”的“武王”，难道不能做一个中兴文化的“文王”吗！

《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思想流传到后世，有很深的影响。由尧舜至汤五百年，由汤至文王五百年，由文王至孔子五百年......从朱元璋到洪秀全刚好五百年。

毛泽东是一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书法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个从没上过军校却胸怀百万兵决胜千里之外的人，一个不喜欢钱的人，一个被他的战友尊称为导师的人，一个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人，这岂是三皇五帝所能比的！！！

其实就是在说,当历史行进到一个特定时期,总会有个高潮,不用太拘泥与五百年这样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