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昌黎,人称韩昌黎或称昌黎先生。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幼年早孤,由嫂抚养,唐宋八大家之首。《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800)。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 很可惜有“忧天下之心”的他,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当时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有才能之士不受重视,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贞元十九年(803年)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天旱人饥,上书宽民徭免田赋,被贬为阴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几遭杀身之祸,后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省)刺史,后遇赦回京任吏部侍郎,曾代理京兆尹。 韩愈是唐代文学改革“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主张“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文风,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和西汉古文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和发展,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革新精神的散文。韩愈被前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古文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跟《马说》(即第四篇)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龙说》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幼年早孤,由嫂抚养。25岁考中进士后,长期得不到任用,最初他在长安曾3次上书宰相请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经此挫折后,他不得不到汴州依附宣武节度使董晋。董死后又去依附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仕途如此坎坷,加上当时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有才之士不受重用,这些都使他痛感明主难遇。就是在这种心情下,他大约于贞元十一一十六年(795—800年)间写出了《马说》。
《马说》用托物寓意的写法(伯乐比喻能识别人才的封建统治者。千里马比喻人才。食马者比喻愚妄浅薄的封建统治者)和层层深入的结构方式。先从正面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说明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从千里马和伯乐的依赖关系出发,说明千里马被埋没是不可避免的。然后笔锋一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流露出作者愤世嫉俗之意与怀才不遇的感慨。接着又描绘了千里马被埋没的具体情形,这也是千里马终身受屈辱直至含悲死去的历史。接着揭示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其真不知马也。直接原因: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运用三个“不”,一组排比句以及描写食马者洋洋得意的神情和自居的心理。写出了食马者平庸浅薄、愚妄无知的特征。最后归结出“其真不知马也”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句。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摧残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的发泄。
韩愈的话表明有贤能的人士只有遇上圣明的君主才能发挥专长。否则,即使才华出众,也不免受辱、埋没。作者极言“伯乐”的重要、可贵,对人才埋没深为慨叹。韩愈在文中借题发挥,抨击那些糟蹋“名马”的“食马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这和韩愈本人的遭遇是有紧密联系的。
当时,社会制度及不公平,要想一展才华,没有人引荐是不可能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