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为什么其他地区未能与欧洲同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失败和成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迪。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如何解释第一次机会的流失？我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而在中国则缺乏自由的市场和制度化的产权，中国政府总是在干预私营企业。至于第二次错失机会，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

　　世界技术史是一个漫长的倒转史。直到人类历史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在财富和知识上亚洲文明还都遥遥领先于欧洲。中世纪（即十世纪）的欧洲已失去了希腊、罗马时期的势力和辉煌，丧失了它所曾经拥有的科学技术，经济全面倒退到自给自足。那个时候的欧洲鲜有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因为它并无盈余可以出售，至于需要从外部购买的货品，也主要仰仗贩卖人口来支付。无论是奴隶出口还是渴求工作的人们持续外移，都是当时深陷贫困的欧洲最真实的写照。

　　五百年之后，情形逆转。我希望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概括这一变化：1498年葡萄牙人在伽玛的率领下探访印度洋。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有些学者可能会说那只是个偶然，穆斯林的水手们，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国人可以同样偶然地从另一个方向轻易建立这种联系。中国人不是在十五世纪初就派出了下西洋的船队，直抵非洲的东海岸？他们的船队更大、更好，也比葡萄牙人更早。

　　你不能不信。在今天关于亚洲的领先性的断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一波新的逆转正将亚洲再度推向前台。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成就和转型故事难以勾勒出一部“多文化的”世界史。所以，一种新的拟想的（政治上正确的）正统学说会使我们相信，是一系列意外事件（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印度洋的收获，以及随后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对新世界的征服）使得欧洲从边陲小邦发展成几个世纪的世界主宰者和掠夺者。这个神话的诠释者们坚信，那个时候很多非欧洲社会本身正处于科技突破的边缘，实际上是欧洲的专横（根据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一诗），“封冻了天才的（亚洲）精神思潮”。

　　有别于这种“偶然（或者幸运）成就历史”的观点，另一种看法是杰克•古迪（Goody，1996）在《西方中的东方》一书中提出的摇摆不定说。一切都起始于青铜器时代所谓的共同遗产，但此后不同的地区各自发展，有些发展快的地区被追赶或超越，然后又落后于别人。所以，欧洲只是特别幸运，在面向工业革命的重大转折中占了先机。但现在亚洲的转折即将到来，事实上已经到来。正如古迪所言（pp.231-231）：“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钟摆运动，现在东方在经济事务上开始主宰西方。”至于试图弄清欧洲成功的种种努力——特别是那些基于所谓欧洲具备而中国缺乏的内在特质的解释——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古迪写道（p238）：
　　
　　……因为所有这些特质在（中国）早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讨论本身可以被看作代表着欧洲人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扭曲的倾向，即夸大欧洲人对世界甚至是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该倾向因欧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不容置疑的成就而得以加强。这种对自我的夸大必然伴随着对他人的贬低，沾沾自喜是一种零和游戏。
　　
　　当然，并非只有西方人提到欧洲人的内在特质。一位在十八世纪末访问过英国的印度穆斯林Thus Abu Talib这样评价英国在机械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他说（引自Khan，1998，p.303）：“英国人天生具备技术创新的激情。他们拥有发明的技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日常工作也乐于借助机械设备而不是靠手工来完成。他们利用技术设备的激情如此高昂，以至于只有在具备必要的设备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工作。”他继续评论道：“法国人就不是这个样子。”①

　　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这个修正论式的争论。这里我们足以断言：（1）葡萄牙人的成功是几个世纪的理性探索和航海（南大西洋）的可行性提高的结果。传统航海技术只能允许船只沿着海岸线航行，而南大西洋就是难以企及的领域。航海技术能力的提高涉及到天文观测和计算知识的系统应用，这是穆斯林的发明，主要被犹太人广泛传播。这些知识使葡萄牙人能跟着风向和水流穿越南大西洋，后来再利用纬度知识绕过非洲的顶端进入印度洋。（2）中国人放弃探索西方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偶发的政治事件，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和文明的价值观和结构。（3）欧洲人对科技成就的采用是基于动力技术上的不平等（更好的火药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