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
“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参考资料：钱穆《国史新论》之“中国知识分子”1951年作，载《民主评论》21、22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