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宋元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

关于宋学的内容和时代特征，邓广铭在其晚年发表或尚未完成的著作《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1989）[109]、《略谈宋学》（1997）、《论宋学的博大精深——北宋篇》（2003）、《北宋新儒家们的觉醒（未完成稿）》（2003）等文章中多有论述，强调“应把宋学和理学区别开来”[110]，这些文章是邓广铭先生晚年研究宋学的力作。关于汉学向宋学的转化，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986）一文指出：“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内涵，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将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又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11]
　　关于宋学的发展及其演变，漆侠先生给予了系统的研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1995，2002）一书是目前学术界最系统、最全面研究该问题的专著，不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宋学研究体系，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112]关于宋学的精神和内涵，漆侠先生指出：“宋学，不但在经学探索上树立了与汉学相对立的义理之学，而且它立足于所建立的经济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之学置身于社会现实改革的巨流中，从而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一点是研究者们需认真注意的，不容有任何的忽略。”[113]关于汉学与宋学治学的方法论，漆侠先生指出：“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114] 漆侠先生的许多论点、概念和方法，在将后的唐宋思想史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曾瑜先生在《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7）一文中，对漆侠先生1995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文《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虽是概论性的，却值得珍视，因为此文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学力为基础，此文的结尾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115]
　　关于宋学形成前后儒佛道关系的变化，漆侠《释智圆与宋学——论宋学形成前儒佛思想渗透》（1996）[116]、《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1996）[117]，探讨了宋初僧人释智圆、晁迥等对儒佛道吸收和利用的情况。
　　关于宋学与理学的关系，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2006）一文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的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118]
　　关于宋学精神与唐宋社会的关系，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1998）一书指出：“宋学精神孕育于中唐、萌生于唐、宋之际，激扬于庆历新政期间，尤其是宋学中的道德精神、经世精神、求实与力行的精神，在范仲淹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119]可见宋学的建立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
　　关于宋学形成和衰落的原因，朱汉民《论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1999）一文指出：“宋学是中国经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和学派，它的兴盛，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由于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疑经风气、三教归一，从而促进了一种新的经学形态宋学的出现。”[120]汪高鑫《宋明时期的经学与史学》（2007）一文认为“自盛唐特别是唐中期以后，便出现了一股疑古惑经、舍传求经之风，经学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也正是宋学兴起的时代背景。”[121]何忠礼《论宋学的产生和衰落》（2001）一文指出，宋学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南宋时期随着理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其他各派受到严重压制，理学本身由于缺少对立面的斗争而日益变得僵化，至此宋学走向衰落。[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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