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的进步性及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曾国藩、李鸿章等曾借助欧美外国人镇压太平军，见识过西方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太平军在江南起事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及香港避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发展。
据中国学者王晓秋和日本学者广泽吉平等人观点，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的深入，缓解了倒幕各藩的压力，促进倒幕运动的发展。
学者评价
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
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以太平天国影射中共，台湾基本上没有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台湾学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以国学学者胡适和近代史学者郭廷以为代表：胡适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而郭廷以的情况则较复杂，他早年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早期元老大都以太平天国后继者自居的大环境影响，称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将“革命”一词置于“变乱”之前，到台湾之后观点出现重大改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总而言之，台湾方面对太平天国褒贬互现，贬多于褒，其中就以女权方面形式上的伸张、形式上对清廷的不服从、民族利益为本、为理想而奋战的精神、禁烟酒毒赌的评价最高；对男女馆严防、神权统治、封建制度、内讧残暴、破坏民间信仰与儒家文化的评价最差；经济改革、兵民合一的国防制度评价为持平中立。
国民党高层
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大陆学者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后，承认并认同洪秀全的先进阶级领导下农民起义，推翻满清的运动，因而受到中共官方重视，在1951年太平天国建立百周年，人民日报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另外并认同其提倡四大公平的革命运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其中一个浮雕就是以金田起义为题材的。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援，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解放下层”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邪教”说辨正》），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大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致争论太平天国历史的双方》）。
海外学者评价
简又文是少数在战乱时期就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过深入、广泛学术研究的学者，1949年以后他移居香港，后移居海外，较之台湾和大陆学者而言，立场更为中立。他一方面称赞太平天国政治先进、爱护民众、军纪严明，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上”“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
其他国家及欧美地区对太平天国历史也有一定研究，但因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多为“隔行论史”者，其成果及影响均有限，在欧美学者中，英国学者柯文楠（C．A．Curwen）堪称首屈一指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基本看法是，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起因评价
从起因来看，这场运动是反专制的，具正义性
太平天国运动被认为是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曾经在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拥有双重的光环：既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高潮中最大的一次”。
而说到农民起义，教科书上一般都认为这是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所引起的，这里的矛盾指的就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农民起义就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于太平天国运动而言，“凡天下田地，按其产量的多寡，分为九等”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代表了它“土地革命”的先进性，这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备受推崇。
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也是民间社会和专制朝廷的矛盾，具有正义性。
太平天国运动当然也逃不开中国一直以来农民起义（或者说“民变”）的起因规律。太平天国是以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为主要号召的宗教性民变，社会诉求之一就是传统的抗征粮，抗征赋。太平天国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土著和客家人之间的冲突。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人都是客家人。因此有人说，这和官府无关，就是“土客”之间的械斗。其实并不如此。从广东到广西的客家人一直被当地官府和当地土著所排斥。鸦片战争后，又有大量广东失业游民、散兵游勇进入广西谋生，而战争赔款造成银价上升，赋税沉重，原本就紧绷的生存链条濒临断裂，加剧了客家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生存压力。1849年广西大旱，次年又爆发大规模疫情，令桂中民生雪上加霜，加上商路断绝，盗匪横行，为应付各地天地会暴动，官府又在正赋外增加捐税，客家人和当地土著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多争一口米粮，把钢刀挥向争食的“异类”。
综上，太平天国运动和历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一样，起因都有正义性，过程、手段和最后的目的所出现的问题不能否定这一点。
过程结果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结果不值得赞美
《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施，本身也没有进步性
历来太平天国运动最为人称道的有两点，一为《天朝田亩制度》，二为《资政新篇》。
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内部文件”，它虽然是“旨准颁行”的天国官书之一，而且至少印过3次，但似乎每次印数都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
而就算真正实施起来，这个制度也大有问题。它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以供“功勋等臣世食天禄”。
《资政新篇》的确很进步，但是一直被束之高阁，只是摆设
和《天朝田亩制度》一起并称为太平天国两大纲领的《资政新篇》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很进步的佐证。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也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很有进步性。遗憾的是，它比《天朝田亩制度》的影响还要小得多，《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个人署名的，也不属于“旨准颁行诏书”。
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玕生活在太平天国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所以，他的思想尽管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也仅仅是他个人的智慧结晶，把这用来给整个太平天国贴标签显然不合适，事实上，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推行各种暴政，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比清廷尤过之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1862年，当他知道了天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他又感慨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任何任务。”这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在取得了胜利之后，起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暴政者。
的确，就太平天国的实践来说，其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还可以不论，可是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箝制言论著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它从金田起兵时就对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实行封禁焚毁政策，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而在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间，出书不过50种，其文化的封闭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没有向西方寻找真理，但也不能说这是邪教运动，不是革命
因为《资政新篇》，更因为“信基督”，太平天国运动被打上了“西化”的色彩，甚至洪秀全在有的书中还被评价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不过，太平天国的“西化”在于，洪秀全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而不是任何有价值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引进。有人据此说，太平天国运动是邪教运动，而不是农民起义。
尽管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和正统的基督教还是有很大分别的，不过，这样的分别并不比基督教的许多异端与主流之间的差别大。假若说太平天国是一场邪教运动而不是革命的话，显然有失偏颇，洪秀全搞的文化专制等行为和邪教与否并无关系，而从起因来看，这显然是革命的而不是为了宗教的意识形态冲突，只能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流产了的革命，失败了的起义。
但，不能用太平天国的不好反证清朝有多好
清朝的专制、残忍、腐败不会因太平天国的不是而消失
提起太平天国，曾国藩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而一旦说太平天国的不是，似乎就是在为曾国藩翻案——洪秀全从天神到魔鬼，而曾国藩则从汉奸、刽子手变为了人人称道、充满智慧的曾文正公。
根据学者们对史料的研究，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这里面既有清军所为，也有太平天国所为。而历史学家简又文等人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有史料记载，曾国藩每次抓到俘虏，都亲自批示，一概剜目凌迟，可见他的残忍。
因此，不能从太平天国的种种不是而说大清国或者曾国藩就如何光荣伟正。大清国还是一样的腐朽、专制，一样的压迫民众，一样的需要被革命。
反思总结
评价这段历史不能非褒即贬，或者做简单的折衷
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面临着两个极端，不是被捧得上天堂就是被贬得下地狱，太平天国就有“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不同时期的评价自然和不同时期的需求有关，譬如，孙中山赞扬太平天国，暗地是宣扬革命的合法性。
然而，今天再来看太平天国，不能再在两个极端间摇摆，也不能是简单的折衷。我们不能只骂暴君而讴歌暴民，也不能反过来只骂暴民而认为统治者镇压有理。
无论如何，从出发点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正义的，只是革命的过程、手段和后果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不能以此来说革命是坏的，不可取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假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得以实施，太平天国和当时的中国都会是另一番光景。
评价太平天国，不能非此即彼。无论太平天国运动过程和结果如何，无论洪秀全其人如何，也不能反过来说清朝就是好的，清朝的镇压是正义的，清朝不需要被革命。
太平天国的悲剧充分说明：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完成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就要一口气推翻它，不能给它恢复期。在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只有既反封建，又反对资本主义列强，才能完成救国救民的任务。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的开辟正是吸取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的失败教训，取得了最后胜利。太平天国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

进步性是客观对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从4亿直接减为2.4亿。局限性是没有发展到全中国，如果那样，我们今天就用不着计划生育了。

进步性是清朝最大的农民起义，局限性是没有提出反帝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