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时和日本哪一年打过仗?

（一） 明代中日两国朝贡通商历史背景及倭患的起因

　　十四世纪初的日本人就像现在的中国人记恨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一直记恨于元帝国自建国初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持续多次派兵进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灭亡金国，讨伐南宋，征服高丽后，统一世界的心绪大开。听人说日本列岛是富饶之地，遂派水师攻日，最后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万，由对马海渡海进攻日本，因渡海时遭遇风暴而无功惨败返回。虽然元军屡次进攻日本都由于大海隔绝，部分登陆的元兵虽勇猛，但后继部队跟不上和后勤供应不上而失败，但确给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由此引起中日两国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互不往来，直到元朝灭亡，大明朝兴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带着大明朝封赐玺书，欲与日本重修关系。　

　　日本实力最大的足利义满源良怀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赐玺书确不相信大明特使的话。他对特使赵秩说；当年蒙古人就当面说好话，口头上说与我们修好，背后以大兵偷袭我们，他们派来的特使也姓赵，你这个赵秩是不是那个蒙古特使的后代啊！又来诳骗我们，再以大兵进攻我们。而赵秩确不慌不忙，向日王解释：大明朝已平定蒙古统一天下，为日本曾受到元兵的进攻道歉，灭亡元朝也为日本报了仇，出了气。大明皇帝如何英明和广施仁义！大明的军队如何勇猛，与大明朝贡通商对日本只有好处无坏处等等。在赵秩恩威并重的说辞下，受封日王源良怀终于被说服。其实也不是什么说服，只是源良怀在通商利益的引诱下，在明朝军事实力的威慑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并主动向大明皇帝上表，请求两国修好和建立朝贡通商关系。他上表如下：

　　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沾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物向化，四海归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绍尧圣神，迈汤智勇。戡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如反掌。启中兴之鸿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旒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是以谨使僧圭密，梵云，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生马二十匹，硫黄一万斤，玛瑙大小三十二块（计二百斤），金屏风三副，枪一千柄，太刀一百把，铠一领，砚匣一面（并匣），扇一百把。

　　为此谨具表闻

　　双方商定；共同围捕对马海和台岐诸岛的海盗。为朝贡和民间通商扫清海路。双方设置中日专用通商口岸，民间可自由通商。日王最少十年朝贡一次，朝贡船二艘，不带兵器。

　　此后源良怀正式受封为日王，并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并送还日本海盗掠夺的中国人口，回访大明。后来日王又把捕获的海盗头目献俘大明。至此两国关系正式修好。

　　为了使日来华朝贡通商不与其它国家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互相干扰，中方将对日通商的口岸设在宁波，并设专职机构市舶司负责日来华朝贡通商并由明朝财政部门派出专职主管太监任市舶司的头头来处理朝贡和通商之事。朋友们肯定会有疑问，为什么要派没有小鸡蛋蛋的太监当市舶司的头头呢？因为宫里派出的太监最知宫中缺什么用品，哪些用不完，要卖掉，哪些不能卖。再说给皇上的贡物没有皇上身边的人来把关那能行啊！

　　其实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双方皇家互通有无的通商行为而已。这是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虚荣心的变种说法而已。而对双方民间来说，‘朝贡’就是通商或做生意，是互通有无商业行为，跟‘四海称臣’沾不上边。因为当时的所谓‘附属国’只要有‘朝贡’，中国则必有所赐。所贡之物如是珍宝，所赐之物也须是珍宝，虽东西不同，且价值应大致相等。如无所赐之物，则必须以同样价值的货物相回送。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朝贡的规矩，唐宋以来的各朝也一直遵守这个规矩。这实际上是皇家官方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

　　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完全是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向人民表明自已威加海内外宣传。如果只有‘朝贡’，没有同等价值所赐，那天下恐怕就没法‘归心’了。

　　那个时代买卖进出口商品的地方官方称作‘贡市’。皇家和官宦之家把自已用不完的属于生活类贡品拿到‘贡市’上卖掉。日本民间商人把从日本跨海运来的商品在市舶司登记后也拿到’贡市’来卖。‘贡’是官方与外邦的国际贸易方式。而‘市’则是官方和民间与外邦的交易场所。后来的‘舶来品’一词就来源于此，意思是由外邦用船运来经过市舶司许可的可上市买卖的合法商品。参预这项工作的中国和日本人都赚到了钱，许多人成了富翁。

　　当时的许多日本人特愿意当贡使到中国来，因为他们除了办理官差有俸银和好处外，还可利用官方通关文书和官船挟带货物做自已的贸易。当时除了为日本人当‘通事’的中国人外，为与中国通商的其它国家当‘通事’的中国人也不少，像荷兰，意大利，阿拉伯等国，这些‘通事’，也就是旧社会所说的‘买办’，这些人还兼有带翻译作用。

　　一时两国民间贸易额和参预经商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但当时日本王室裒弱，国家分裂，无力有效控制各地的军阀领主。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交往中，大家都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利益。这样就有多个积极性很高的‘日本政府’和‘政府机关’几乎年年都派贡使到中国来朝贡，民间通商的积极性就自不必说了。

　　这样一来，到中国的贡使就不止一个了。大家都有日王的贡使册封文书。大明政府市舶司的主管太监开始很迷糊，不知道怎样处理，想搞清真假，可到后来干脆就以中国人的特有方式--以个人好恶和交往关系及贡使行贿的多少来办理这许多大大小小的朝贡事宜。这就给以后形成倭患埋下了种子。

　　公元一五二三年（嘉靖二年）五月，是日本诸道来大明朝进贡到达的日期，日本方面几个贡使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市舶司的老业务关系老熟人。日国内两个实力最大派别，一个是左京兆，他派遣的贡使叫宗设。另一个是右京兆，他派的贡使叫瑞佐和宋素卿。双方先是争到大明的顺序先后。在招待宴会上又争座位上下。这个宋素卿本是个中国人，早几年去了日本，也算是留学东洋华人的先行者。现在是以副贡使兼通事的身份来中国。他对大明政府的腐败和市舶司的运作很了解，他通过行贿收买了管事的太监，每次不但先给他验收货，还多验。并指使收了贿赂的市舶司官员处处为难宗设，从数量上少验或从品质上压低宗设的朝贡货物。宗设一肚子气没地方撒，这回借着招待宴会的座次问题向自已的同胞发作了起来，双方打了起来。

　　这样的事，如果市舶司管事官员主持公道，本不会发生大事。可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向对方反击。可宗设人多，武艺也高强，砸了宴会所在地嘉宾堂，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不但杀了宋素卿，还追杀瑞佐。瑞佐从宁波逃到绍兴，宗设带人追到城下。绍兴的守城明军不让宗设进城捉拿瑞佐，宗设又攻不下绍兴城池，大骂中国人不主持公道，为人不公平，只好悻悻而去。但沿途确开始报复中国人，驻淅明兵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琏，百户刘恩，胡源，先后被杀，首次倭乱就此开始。

　　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的矛盾，使自已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牺牲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

　　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的，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的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

　　‘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

　　“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

　　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

　　大明朝的这个政策不但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推迟了近代中国发展，也给自已以后在清兵南进中受到后倭寇时期的海盗头子郑芝龙叛乱而加速彻底灭亡准备了条件。

　　明代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愚昧的外交方式是引起倭患的导火索，而明政府因噎废食的禁商政策则把这种小小的祸乱推向了祸害沿海人民达四十年的大大倭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