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弊端

中国的封建官僚将政府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往往将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官僚制的弊病（贪污、效率低下、繁文缛节）更为严重。
封建官僚系统的官员选任机制由于其无法克服痼疾，必然造成弊端。从官员的质上讲，封建官僚制下的选举制度必然不能保证官员的质。察举制中选评权掌握在个人手中，容易成为官员营私结党的工具；科举制虽然客观，但是考试内容流于形式，与具体行政没有什么联系；恩荫、捐纳更是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的摇篮。从官员的量上讲，吐故有滞，纳新不止，必然造成冗官。吸收大量官员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皇室讲封官作为一种恩赐，大加使用；二是国库吃紧时卖官现象突出；三是中央为了牵制地方，不断设置新的制衡机构，官员职责重叠。在吐故方面，由于古时的退休依靠官员主动提请，贪恋权位者贪慕俸禄虚报年龄。这种本质是因为古代官职是集名、利、权一体的。如果官僚只是一种职位，就不会出现冗官的状况。官僚在职位之外，获得更多的是因身份的利益。由于不断把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作为一种俸禄分配给官员，冗官也就出现了。冗官一旦出现，削减官僚编制的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总是以失败告终。

首先，会造成官僚机构的臃肿，这一点宋朝最为明显。官僚政治结成的官僚门阀体系，使得官员数量不断上升但办事效率低下，臃肿的官僚机构使政府每年都要花费重金供养，最终发展成为北宋的社会危机“冗员、冗官”。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在朝内所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官僚机构的淘汰裁员。但庞大的官僚门阀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反而促使了变法的失败。
其次，容易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官僚政治下的门阀体系基本不隶属于中央，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不是“君君臣臣”而是“恩恩亲亲”。魏晋时期的司马氏集团正是利用当时的“九品中正”大规模扩充自己官僚势力，被提拔“定品”的人员会对司马氏集团“感恩戴德”然后与之结为官僚门阀。强大的官僚门阀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抗衡中央的重要基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现科举和殿试，皇帝是打算把选拔官僚的权利掌握己手）
再者，结党营私。官僚政治下，为了争取更高的名利士大夫们很容易拉帮成伙，形成官僚集团。在皇权强大的时期，君主对于若干个派系的斗争的利用可以达到“相互钳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效果。但这些党团失去了有力的控制或是管理，马上就会成为争名夺利的官僚集团。历史证明失去了皇权支撑的官僚集团斗争，只能是分散王朝力量无异于历史发展，唐朝时期的“牛李党争”即是如此。两大官僚集团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争名夺利。长期的朋党之争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摇摇欲坠 。

你好。
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大一统”传统来说，君主专制是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它一方面在形成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政治腐败、动荡的重要根源，并在实践中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人性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正如伏尔泰所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路易十四时代》）以官僚政治来说，它一方面对实现社会的规范管理、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本身具有的繁琐化、程序化、官僚主义弊端，往往也十分突出。官僚政治和君主专制的结合，既可能弥补专制君主个人的一些局限，也可能成为君主滥施淫威的帮凶。到王朝统治中后期，冗官、冗员、朋党、萎靡、懈惰现象以及政治腐败往往积重难返，愈演愈烈，进而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根源。以文治来说，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必须要有一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基本价值体系，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要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但也要看到，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文治的本质特征，在具体实践中，它往往表现为对人性的摧残，对个性自由的限制，对真理探索的阻遏，明清时期一再发生的文字狱，即真实地反映了专制文治的“吃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