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不同处是什么，相同是什么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政治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
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我们以秩序”，“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彩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
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政治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
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我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
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我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
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我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如果说，儒家的努力是一种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不纯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境界；那么道家的努力则是一种删繁就简、去蔽澄明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境界。

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用儒....
他们的区别有很多啊,主要大概是在道家主张无为,而儒家主变.道是众人之学,儒是贵族学术.道讲出世,儒讲入世.道讲无名而儒重名等等....

儒家和道家的区别 [::CHARRY::]

儒家承先启后，道家具革命性格

先就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来谈。

儒家的“儒”，是古代的一种行业，也就是说，古代有一群叫做“儒”的人。由此可知，儒家有其一定的传统，展现承先启后的立场。道家则具有革命性，因为它用“道”取代“天”，把“道”推到最高的位置。

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从这种对于本体的解说中，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立场（如唯心论或唯物论、一元论或多元论等等）。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因此《诗经·大雅》中有所谓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然而，道家显然是把“道”当做宇宙的最后根源，就此而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

春秋时代许多人批评“天”，但是越批评，越反映出“天”原本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否则根本不值得批评。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道家出现之后，以“道”代替“天”，而“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譬如，老子一方面说“天长地久”（《老子》第七章），但同时也承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以及“天地尚不能久”（《老子》第二十三章），狂风不会吹一整个早上，暴雨也不会下一整天，即使天地的作为也未必持久。这说明了自然界有它本身的限制，无法作为至高的存在。

在今日学习道家，正好可以对应现代人的心理需要。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我们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然而，如果只靠儒家，有时又会显得伸展不开。举例来说，我们有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太过紧绷，好像无法摆脱这个时代的一般趋势。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不难发现这个时代并不可爱。对这个世界有所不满，一方面反映个人本身具有理想性，另一方面则印证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因此有必要去启发与提升自己的心灵。

儒家是不分老少，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学习的，道家则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只适合成熟的心灵，并且需要自己亲身去体会，无法只靠别人的教导来觉悟。一个人如果能够体会道家的境界，就可以变得和老庄一样，一起品味他们的快乐。如果体会不到，也只能安于做一个平凡人了。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他所持的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认为世间所谓的美或善都是相对的。例如国际间选美比赛的第一名，往往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审美观，这就说明美是相对的。当所有人都认为具备某种条件才算是“美”时，所谓的“不美”就出现了。如果台湾地区没有选美活动，大家可能生活得比较愉快，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总有一点值得欣赏的地方。一旦有了选美比赛，就开始人人自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标准。“善”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捐了100万元给孤儿院，大家就说他是善人，那么似乎没有100万元的人就无法成为善人了。如此一来，善岂不是与这些人隔绝了?老子的相对价值观，意在设法化解各种不必要的执著。

儒家以人为本位，道家超越人类本位

道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是一个乱世，兵荒马乱，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的人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天下如此纷乱，如何才能化解?”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但是道家认为这种方式，就像五十步笑百步，未必有效。道家认为，在乱世里没有人可以幸免，想活下去，必须改变思维模式。

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要从人的角度来设想，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然而，以政治或教育的手段来改革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新一代不断出生，当旧的问题获得改善，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永无止期。并且，由少数人努力去帮助多数人，效果必然有限。譬如，儒家强调教育必须普及，让每个人都接受适当与良好的教育，而这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儒家思想推行到最后，常会让大家感到很沉重、很疲乏。就算把这一代改革好了，也不知道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

道家看透这一点，他们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人的问题，最后必定徒劳无功，不如换一个角度，那就是——超越人类本位。而要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造作越多，麻烦也越多。所谓“法令滋，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设计的法规越多，就有越多人会违法；相反，如果不订法令，自然没有所谓违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过得更自在。这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订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

有些人以为庄子的主张是一种“植物人主义”，这其实是误解。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当人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道家是中国极为珍贵的精神资产，他们的思想带给人类不少启发。举例来说，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环保，而因为老子所推崇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许多人就喜欢用他的思想来谈论环保。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第一，只要环保对人类有益，那么借用老子的思想来鼓励环保，对老子而言应该也是何乐不为的事情。第二，老子本身所处的时代，问题不在环保，而在人间秩序瓦解，百姓无以维生，所以老子希望大家自我约束，学习简朴的生活。第三，老子主张不争、无为、顺其自然，让一切都保持“自己如此”的状态，而不用刻意去考虑任何人为的措施，连对环保也不例外。

我在探讨“神话与悲剧”时曾说过，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但是人类出现之后开始带来灾难。因为人类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改变自然界，改造到最后，自然界就开始反扑。老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以人为本位，就会用人的聪明与能力去设法改造自然界，这就是人为的造作。一旦出现太多的造作，原本自然的会变成不自然，最后将出现灾难。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人类本位的想法，才能真正化解世间的问题。

首先，就科学与哲学
的划界问题而言。自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凸现了科学与玄学（哲
学）的划界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家们关
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现代新儒家中
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来看，要发展科学和哲学，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划
界，区分两者各自的对象，确定两者不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
熊十力对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是对“科玄论战”的总结。此后，冯友
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际与实际的理论，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贺麟提出了哲学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价值问题的主张，从而在科学研
究自然、哲学研究人生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哲学所应采取的文化——
历史方法，使现代新儒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
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
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
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
“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
“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
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
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
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
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
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
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
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
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
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
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道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像一些学人认为的那样，文化思想也有刚柔之分、显隐之别，那么，相比之下，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精神表现得比较突出，道家则偏重于柔顺、无为、退守、潜隐的精神。人们常说，秦汉之后无"纯儒"，同样也可以说，秦汉之后无"纯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他们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和赖以互补的两个方面。在此意义上来说，儒道本是一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他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即便是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期，道家思想也并没有泯灭，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儒学、佛学之中，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这正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潜隐特点。

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

从历史渊源来看，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逐渐解体，我国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一部分奴隶主贵族逐渐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成为贫民或者奴隶。其中一部分人结草为庐，结伴而耕，避世隐居。《论语》中把他们叫做"逸民"或"隐者"。这些人对弱肉强食、离乱痛苦的现实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样，他们痛斥"天下无道"！在这同一个时代，儒家和道家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他与那些逸民、隐者的区别就在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一向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但实际上不管天下"有道"还是"无道"，他似乎没有一点退隐的意思。为了改变这个"无道"的世界，尽管他四处碰壁，却百折不挠，骨子里还是那股劲："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此方面，孟子比孔子毫不逊色。在他看来，无论得志还是不得志，无论困厄时还是显达时，都不应该绝人逃世；主张用自己的方法来"平治天下"，实现其"王道"理想；并且扬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更无退隐之意。

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君子"，相传他在周朝做过藏书管理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他退隐了，写下《老子》一书。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的管理员，辞职后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宁肯隐居陋巷，借米充饥，自编草鞋，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愿应楚威王高薪聘请而赴楚相之位。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欲、贵柔守雌的思想，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无不说明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之处。道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固执地守护着人的精神的尊严，辛勤地开垦着人的精神的荒漠，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老子和庄子都是隐士，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隐者。他们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道家在韩非子的显学排行榜上名落孙山。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大批隐者的现实生活，以及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隐者生活的亲身体验，正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孔子和孟子则远离隐者的生活体验，因而，他们的思想历程必定不同于老子和庄子。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总结了先秦各学派思想，他在《解蔽》中谈到庄子时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只重视代表自然的"天"，因此而忽视了"人"，即用自然掩盖了人。荀子进一步指出，像庄子这样来理解"道"，那只能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因循依顺。其实荀子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恰恰是，庄子沿着老子"道法自然"的思路，对人的精神自由作了有益的探索，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怎么能说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呢？

我恨复制粘贴的人……说那么多……简单的说：儒家讲的是人与人的那些事情，叫人事 道家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事情，叫天命……所以儒家教你怎么处理好人的事情，求学，做臣子，做领导……道家擅长于出世，教你处理人与自然地事情，如何追求的人与自然地和谐
顺便说一下，佛家讲的是人与心灵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