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开创的事业没有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蜀汉民力困乏,这实在是形势危急、决定存亡的关键时刻啊。然而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稍有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身忘死的作战,大概是追念先帝对大家的特殊恩遇,想要报答在陛下身上啊。陛下确实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鼓舞志士们的勇气,绝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以至于堵塞了忠臣劝谏的道路。 宫里身边的近臣和丞相府统领的官吏,本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因在宫中或府中而不同。如有作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一律交给主管部门判定他们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都是些品德良善诚实、志向思虑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才选拔来给予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事无论大小,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施行。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成效。 将军向宠,性情德行平和公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的时候,先帝称赞他说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队团结和睦,好的坏的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远避小人,这是汉朝前期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汉朝后期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于桓帝、灵帝的做法,没有不痛心和遗憾的。侍中郭攸之、费,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坚贞、可靠,能以死报国的忠臣,诚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王室的兴盛,就时间不远了。 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亲耕,在乱世间只求保全性命,不希求诸侯知道我而获得显贵。先帝不介意我身份低微,地处偏远,委屈地自我降低身份,接连三次到草庐来访看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因此我深为感激,从而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期间我受到委任,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国家大事嘱托给我了。接受遗命以来,日夜担忧兴叹,唯恐托付给我的大事做的没有成效,从而损害先帝的明察。所以我五月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境。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装备充足,应当勉励三军,北伐平定中原地区,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王室,迁归旧日国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忠心于陛下的职责的事。至于考虑事情是否可行采取适当措施,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的任务交给我,如果不能成功,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告慰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忠言,那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用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询问治国的好道理,识别采纳正确的言论,追念先帝遗愿,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如今正当离朝远征,面对着奏章眼泪滴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译文:
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棉、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b]出师表(译文)
先帝开创的事业没有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蜀汉民力困乏,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时候啊。然而朝中官员在首都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面舍生忘死,是因为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厚待,想要在陛下身上报恩啊。实在应该广泛地听取意见,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抱负的人们的志气,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以致堵塞人们忠言劝谏的道路啊!
皇宫中和丞相府中的人,都是国家的官员;升降官吏,评论人物,不应该因在宫中或在府中而异。如果有作奸邪事情、犯科条法令,或做了好事对国家有贡献的,都应该交给主管的官员判定他们受罚或者受赏,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而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朝廷内外刑赏的法令不同。
侍中侍郎敦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思虑都忠诚纯正,所以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以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拿来跟他们商量,然后实行,就一定能够补救缺点,防止疏漏,得到更多的成效。
将军向宠,性格品行善良平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拿来和他商量,就一定能够使军中团结和睦,才能高的和才能低的都得到合理安排。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不对桓、灵二帝的昏庸感到痛心遗憾的。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优秀、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朝的兴隆便为时不远了。
我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亲自种地,只希望在乱世里苟且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中做官扬名。先帝不嫌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不惜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探望我,向我询问当代的大事,我因此有所感而情绪激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到挫折,在军事上失败的时候接受重任,在危难紧迫的关头奉命出使,从那时到现在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办事谨慎,所以临终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命令以来,早晚忧虑叹息,唯恐托付给我的大事做得没有成效,而有损于先帝的明察,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长庄稼的荒凉地方。现在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该勉励三军,率领他们北上平定中原。我希望能够奉献平庸的才能,去铲除那些奸邪凶恶的敌人,振兴汉朝,迁回旧都洛阳。这是我报答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考虑朝中政事是否可行,毫无保留地向陛下提出忠诚的劝谏,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交付给我,如果不能实现,就治我的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忠言,就应当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失职,指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征询治国的良策,认识、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命。我接受您的恩泽,心中非常激动。
现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了,面对这份奏表,禁不住流下泪水,也不知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