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魏国的李悝曾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篡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理论最早提出者。之后再秦国，商鞅坚实贯彻了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
汉武帝时期，更是大幅度施行盐铁酒专营，并对百姓、特别是商人们课以重税，加上汉武帝鼓励揭发逃税的政策，导致了最后“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的情形。
而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长期动荡，重农抑商政策程度较之汉朝更厉。隋唐通UI后，重农抑商政策有所缓和，但从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重农抑商政策开始从紧。随后五代十国乱局，重农抑商成为了当时割据过家门的共同选择。北宋时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困扰，虽然商品经济，手工业发达，但在政策上也以农为主，南宋偏安一隅依然如此。
元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不严厉，在贸易上甚至较为宽松，可是蒙古人极度歧视汉人，中国的商业并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发展。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此时不但工商业受到抑制，就连唐宋时期较为开发的国门也被逐步关上。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基本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封建统治集团共同的利益
古代虽然改朝换代时有发生，然而，统治集团的性质从未改变。而重农抑商政策跟不上是符合统治集团共同利益的。因为农业的巩固可以提供稳定的赋税与粮食的生产，对于封建王朝本身的消耗、战争的需要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商业的发展，商人集团的壮大反而会威胁统治集团的统治，同时，古代商人们往往垄断经营，对社会稳定也造成了一定威胁，因而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公天下保证了重农抑商政策的一贯性，
2、制度创新成本的高昂与制度创新主体的缺失
一项政策随着施行时间的增长，要对其进行创新的成本也就愈发高昂。封建王朝作为政策的唯一制定者，当因循守旧率由旧章并不妨碍王朝的延续时，朝廷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也就无从谈起。而作为重农抑商政策承受着的农民与商人也无法成为制度创新的主题。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实力去推动制度的创新。中国向来有“入仕”情节，商人们在又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会想办法融入统治集团去分一杯羹，而不是试图改变重农抑商制度。
3、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人民的需要
重农抑商政策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重要的“统治之术”。古代封建王朝的演变历史就是一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历史。地方的军权、铸币权、煮盐权等等都逐渐被中央收归、地方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压制。重农抑商政策的一惯性实际上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贯性。同时历代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导致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因而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吧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希望人口流动，重农抑商正可以达到此种目的。
3、中国特有的文化与历史环境
子西汉以来，儒家学派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学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的义利观是轻利的，宋明理学更是将三纲五常当做为人处世的标准，“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个人创造与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打的文化环境导致了追求财富和个人利益的商业长期不被主流文化所接纳。
而中国封建君主都希望自己不仅仅是统治者，还是一个教化者，教化人民服从儒家伦理，因而他们也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道德诉求。同时，在历史上，中国基本都是大一统的国家，占主流的是自然农业经济，加上离殇人口的压力向来较大，使得交换活动很不发达，商业处于一种"自然抑制”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重农抑商的一贯性。
因为在古时候，农业生产直接决定帝国的命脉。而商业行为对国家的存亡绝续没有决定性影响，普通大众也没有太多的购买需求。
因为古代认为商人是不从事生产的。因此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古代重农抑商。
古代是农业社会，为了鼓励农民进行积极的生产，所以对商人进行打压，来鼓励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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