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人物故事读后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是很难做到的。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3]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23]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法家的“强国强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唤首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法家思想主张乱世用重刑，乱世用重刑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彰显了法家思想家们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时期子产“宽猛并用，以猛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击守旧势力，维护法制。法家人物当中，商鞅和韩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辞、极力赞美乱世用重刑，并提出系统的重刑主义理论。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确保让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这也就余兄是商鞅在《商君书·赏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韩非认为，“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会出现像《商君书·算地》“小人和毁数辟淫而不苦刑”，从而助长小人的“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罚，却一定得利，按照权衡利弊的逻辑，人们自然会为得利而去犯罪。诚如《韩非子·八说》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人们权衡的结果才是为犯罪害大于利，才会做出不犯罪的选择，重刑才能真正发挥禁奸止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