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不但被提名,参加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如果不是赶上了特殊时期,意外身故,他很有可能就一定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关的情况解释如下:
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注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
【“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憾之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一九六七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一九五O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我不相信,迟至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
最近,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昨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内幕。
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是,本来在几个候选人中他的票数是最高的,最有希望的,可是在结果公布之前,他就自杀了,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能颁给已经去世的人,所以,遗憾啊
废话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