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广州的生活？他是怎样评论这种生活的

鲁迅在广州的生活
无论是拔高、利用，还是打压，都给鲁迅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这也可能导致和引发思想和精神的焦虑。
1927年5月1日，身在广州的鲁迅写道，“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1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颇富张力的文字中藏匿着鲁迅的一种中年心境：在现实与理念之间、绿叶的生机盎然与自己的混天聊日编旧稿之间彰显出淡淡的不甘与无奈。
毋庸讳言，中年男人需要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而47岁的广州鲁迅也要或多或少面临中年危机，或至少有一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往往既是生理的、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思想的。此处侧重后者。
整体上说来，鲁迅在广州的思想生活是活跃的，却也是相当焦虑的，尤其是来自不同层面的诸多事件的冲击、骚扰使得鲁迅的中年转型磕磕绊绊，尽管同时，身居爱人许广平所在的故乡城市，他的物质生活可谓相当滋润：比如在1927年1-2月的日记中，就三次提到广平的细心照料加物质馈赠，“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四尾”，“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午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第16卷，页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