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怎样理解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我觉得，对于第二句的解释，虽有道理，但有些肤浅，还应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篇也自有特色，但
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

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姑援引鲁迅在谈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的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与司马迁的身世甚为相似：“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怀石投江，也与司马迁遭受的大磨难相似。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也。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是缘于鲁迅对《离骚》、对楚辞的偏爱。鲁迅对《离骚》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与《诗经》比较，《离骚》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因而其影响往往超过《诗经》。例如，《楚辞》是“凭心而言”，即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与《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同。鲁迅对于《离骚》(以及《史记》)这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这与鲁迅超迈峻洁的人格和不同流俗的文学好尚有很大关系，与他喜欢魏晋文章，喜欢嵇康是一致的，与他不苟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也是不会将《史记》赞为“无韵之《诗经》”的。鲁迅对《离骚》的偏爱，还特别表现在他一生酷爱楚辞文字之美、寓意之深。他的诗文，每每借用、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如他写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等等。他曾经集《离骚》句两度书写条幅。所集《离骚》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第一次是求人书写而自勉，第二次是自书而赠友。第一次是请乔大壮书写的，这条字幅至今还悬挂在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正因为鲁迅对《离骚》的文学特质非常喜爱，又看到了其与《史记》在文学特质上的相同之处，他便将《离骚》移来评论《史记》，也因而将《史记》比喻为《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于《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既非常准确，又包含个人情感和好尚，通过以上对“无韵之《离骚》”的分析，可以体会出一二。

史家之绝唱，在书写历史的书籍中是独一无二的，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在所有史书中地位最高。正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才称得上是“绝唱”。
无韵之《离骚》，说司马迁是用写诗的手法来写历史的。历史本很枯燥，但司马迁的《史记》却能引人入胜，原因就是司马迁用了文学的笔法来叙述历史。
可以说，鲁迅对《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是至高的。

所谓“无韵之离骚”，就是称赞《史记》的文学成就。具体表现在，其一，《史记》为开创我国的传记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史记》创立了以描摹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为我国传记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史记》之前，对于人物言行的记叙，由于体裁的限制而零碎分散，极不系统。以伍子胥为例，《国语》仅记录了他谏吴王夫差的言论，《战国策》记载了他逃出昭关，行乞吴市一事。《左传》记载较多，但把伍子胥的事迹同与他无关的事迹，夹杂在一起纪录，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头尾不相照应。至于《吕氏春秋》、贾谊《新序》、《淮南子》等书，取材虽多寡不同，只为阐明作者的论点服务，目的不在于传“人”。而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物为历史的主体，为历史人物作传。《史记·吴子胥列传》即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伍子胥，集中有关题材，系统完整地描叙了伍子胥的一生。另外，司马迁摹写典型的历史人物，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康庄大道。为历史人物作传，不象寓言、小说可以虚构创作，而必须受客观历史事实的制约。但又不能一切照搬生活现象。司马迁写传，旨在“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总结历史教训，揭露腐朽黑暗，针砭当世。因此，不论是所写的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经过审慎的选择。这里既有历史家的科学精神，又有文学家的惨淡经营。其二，《史记》以丰富生动的形象，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太史公为屈原作传，而对这一“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形象，他严肃地指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是在写历史，也是在写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其三，《史记》的语言精湛，风格鲜明。描绘人物的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地传写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状态和境遇神情。说理抒情，淋漓尽致，吸收民间语言，俚而不俗。用词造语，崇尚自然。以上这些，足以使《史记》成为一部“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