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帝范》有何可取之处？

贞观二十三年 （649）五月，唐太宗溘然长逝。弥留之际曾特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至含风殿，嘱咐他们：“朕今悉以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又对太子李治说： “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太宗就把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写在 《帝范》里，并颁赐给李治。其根本的用意在于使 “仁政”理想得到继续与弘扬，而弘扬“仁政”的目的则在于 “永保社稷”，国祚绵延不绝。 太子李治即位之后，立即宣布 “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辅佐之下，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以及 “贞观之治”所体现的“仁政”原则。永徽初年，股肱大臣政见一致，政局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推行以诗赋取士的政策，扩大进士科的人选；颁布 《唐律疏议》，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判乱，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这一切都说明了李治在继承“贞观之治”的已有成果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成果，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法律及军事方面的成果，都比贞观时期有所拓展，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 “水徽之治”，或与 “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如唐睿宗景云年间，一位名叫韩琬的官员即上疏对此有所描绘： “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史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不劝；位尊不倔，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而戒。” 这虽然有些夸大和溢美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史实的。“永徽之治”与 “贞观之治”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李治及其“良佐”保持贞观政策稳定性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无疑又说明了 《帝范》这份政治遗嘱的现实影响。事实上，李治基本上是按照 《帝范》所提出的要求去做的，在他统治30 余年的时间里，承太宗之勋业，把 “贞观之治”继续推向前进，成为有道的守成之君，没有辜负太宗的遗愿与嘱托。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李治也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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