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可以说是20世纪东欧国家（以波兰为主）知识分子的肖像画。今天的人们看待20世纪，可以有一堆的词语：技术、GE命、战争、冷战、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法西斯。但是在米沃什那里，“苦难”两个字似乎更为显眼，尽管他并不作为一个受害者来诉说，没有看到“控诉”，更别提“声泪俱下”。更多的，他是作为一个制造苦难的共谋者的身份来反思自己，而在反思中间，有仇恨，也有惋惜（特别是对于被伤害的民族和被毁灭的天才），当然还有：恐惧。
《被禁锢的头脑》更像是一部写给西方人看的书，特别是和苏-联调情、保持暧昧的知识分子看的。在这些西方的叛逆者那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书中称“人民民主国家”）作为一个乌托邦，“一个正在实现的黄金时代”，来反对其所处的现实体制。这种状况十分严重，在他们那里，苏东是作为其理想和反叛的实体出现，是“正义”的化身。而被阐释的“事实”似乎带有更多的偏见。这使得作为“真相”的苏东人们的处境被忽略，被利用。
于是，米沃什和聂鲁达理所应当地“较上劲”了。尽管作者一再表示十分尊重聂鲁达，欣赏他为智利人民的解放所做出的努力，也曾将聂鲁达的作品翻译成了波兰文。但几次提及聂鲁达和智利，还是难掩中间的微词。
『拉丁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来自智利。我曾把他的许多诗翻译成了波兰文。当他在遭逮捕前得以逃离故国时，我感到庆幸。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所描写的有关自己人的苦难，并且高度评价他那伟大的心灵。因为聂鲁达在写作时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自己，这份心意产生回馈，使他的文字具有威力，但是他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只要他描写的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我就会一直相信他；但当他写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时，我就不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了。这也是来自东方的信徒和来自西方的信徒彼此间的差别。西方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一个地球上的黄金时代正在实现的幻想。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要让这种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用的谎言。』
这里提到了“穆尔提-丙”，实际上是书的开篇谈及的。作为一种东欧人精神状态的隐喻，“穆尔提-丙”原本是一种药丸，出现在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小说中。这种药丸，能够使得人们获得安详和幸福，不再执著地争辩问题，特别是“那些形而上的，敏感而又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在米沃什的观察之下，成为“穆尔提-丙”主义者，几乎是东欧知识阶层普遍存在的状况。每个人在政治高压和残酷现实面前，选择了这一种逃避的方式，以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既然反抗没有效果，希望也不能确定，那就不要用“反抗”和“希望”来折磨自己了，于是放下问题的思考，开始蒙骗自己，拥抱“幸福”和“快乐”。
“穆尔提-丙”，仅仅是知识阶层的第一次自我改造，以应对突变的GE命现实。书中更重要的部分是对于“凯特曼”的描述。“凯特曼”是知识分子在苏-联统治下的一种自卫式的伪装。
米沃什根据自己的观察，将凯特曼分为：
1.民族凯特曼
2.GE命纯洁性凯特曼
3.美学凯特曼
4.职业工作凯特曼
5.怀疑论凯特曼
6.形上学凯特曼
7.伦理凯特曼
波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历史上长期把俄罗斯视为一个野蛮的国家。而在苏-联的阴影中，波兰人也产生了仇恨。波兰一直在大国的夹缝中间谋求生存。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密约瓜分波兰，战争中间红-军又趁火打劫，将奄奄一息的波兰收入囊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凯特曼应运而生。在波兰，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残渣被否定，仇俄更是不可表露出来的共同心理。但是，许多人还是得表现出对于苏-联的崇拜，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敬仰，而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还得学会歌颂作为“解放者”的苏维埃（俄罗斯）。
在人民民主国家，官方的美学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GE命”的美学，非常地简单、粗暴，它将艺术创作的内容和意识形态放在首要的位置，实际的形式上就是一种写实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歌颂GE命和社会-主-义，同时还得老百姓看得懂。文学艺术的创作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宣传手段。于是，成为“美学凯特曼”的艺术家即使抗拒这种“宣传”，抗拒鼓动的口号式的创作，依然会隐藏真正的美学，去从事他们认为十分低级的创作，在人群中间欣赏他们看不上的艺术。
“美学的凯特曼”的许多形式，让我在上世纪大陆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更多的代入感。比如作家不再创作了，将精力放在评注古代作家作品，编辑出版古代文本，研究古代文化。让我想起了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比如乐于为儿童写书，因为这是体制内最能发挥想象力的创作方式；去大学教书，就可以接触很多过去时代以及外国的作家作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又让我想起了我所尊敬的诗人穆旦、翻译家查良铮。
“形上学凯特曼”，则是暂时停止相信这世界还有形上学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摒弃唯心主义的哲学，接受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天主教虽然身份尴尬，但仍继续存在，信奉天主教的人还是有。极端的情况就是，天主教徒成为了国家的安全警-察，当他们在执行惨无人道的任务时，上帝和宗教信仰就会突然地回避。另一种状况就是，某些人则力图在新信仰的怀抱中保持宗教的统一性，公开以某一宗教的教徒身份出现。这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间，常常被称为“进步天主教徒”或者“爱国天主教徒”。（也是很有代入感。）
成为凯特曼的知识分子（比起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更容易、更需要这种伪装），必须将自己的真正信仰与真实想法隐藏起来，“把自己隐藏在内心的至圣所中”，在现实生活（特别是集体活动）中，就要求他去表演，表现出相反的另一个自己。这种表演成了许多人一辈子的常态，甚至成了性格的一部分。他必须保护自己，除了生存，暴露了真实自己则可能丢掉性命；他还得保护真实的信仰，比如投身翻译，或者进入大学教书的凯特曼，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以从事自己的事业。
凯特曼成了生存时时刻刻的必须，一个人自知自己在演戏，长时间有意识地表演，在常人看来，这种生存的必须使得生存“变得很累”。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凯特曼则越演越起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捍卫信仰，他们所选择的权宜之计骗过了许许多多的无知者，在to be or not to be的钢丝上，他们越来越得心应手，甚至翩翩起舞，因此也获得了崇高感和优越感。正如米沃什所言：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
诗人米沃什，是米沃什凯特曼背后的那个真实存在（信仰）。写作本书中间，米沃什伴着深沉的忏悔与愧疚，不断地审视、反思着自己身处其中的知识阶层。
诗歌的意义何在？
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诗人寄生在体制之中，被安排各种任务，成为宣传体制的一部分，就像一剂剂蓄势待发的兴奋剂。诗歌必须为人民而存在，必须歌颂进步与GE命；另一方面，读者也需要这样的诗歌，他们需要希望，保持对理想社会的热情，而这种希望的表达必须棱角分明，同时触手可及，不可以模糊，更不允许朦胧。实际上，理想社会的蓝图早已存在，诗人写诗也不过是将蓝图一次次地搬出来，提供给物质匮乏的民众。
但是，诗人米沃什见证了发生的一切，却再也不能允许自己遗忘。出生在立陶宛（时属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米沃什，见证了波罗的海三国的苦难，人们被杀死，被折磨，一个个族群被放逐。在他看来，波罗的海所遭受的巨大创伤，“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这多少让我想起阿多诺那个著名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那么，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以及之后，诗人的职责何在？诗歌的意义何在？我想米沃什的反思和忏悔，首先否定的就是那些按图索骥的文学政客，无论是迫不得已地伪装，还是心甘情愿地共谋，无视真实发生的一切即是诗人之罪。米沃什说：“我的全部诗歌都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排斥和鄙弃，只因为他们为不值得爱的东西而感到欣喜，为那些不值得感到痛苦的事情倍感痛心疾首。”他们中大多数的人，承认GE命是必要之恶。共产-主-义化身“历史潮流”，横亘到一个个个体以及民族之上。于是，俄罗斯并没有实行暴政，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暴政，他们只是在推动历史的大潮流，在历史面前，牺牲与淘汰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或许诗歌的职责，仅仅是“见证”，正如米沃什另一本书的名字一样。在《诗的见证》中，他把诗歌定义为：“对于真实的热情追求”。而在充满恐惧与虚假的现实中间，诗歌正因为“见证”，见证了的一切，并且说出一切，诗歌得以保存；对于真实的热情追求，诗歌也得以度过那些困难的时期。这应该也是米沃什写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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