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中。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4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第5页,袁可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变形记》读后感
今天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觉得心中的压抑感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身上。拘束,压抑,扭曲,种种感觉把我捆住了,周身动探不得,仿佛变成甲虫的不是哥里高尔而是我,是我拘束在巨大的皮沙发下,动探不得。
曾经见过卡夫卡的照片。还是蛮帅气的,只是一双大大的眼睛中,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绝望?远远不止。许是扭曲的绝望吧。他,是被一生的孤独所造就的巨人;他,站的太高太高,他的眼睛从我们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往下俯瞰,看到了整个人类的绝望。
《变形记》,以一种绝望的笔调开头。主人公在一夜好梦结束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都因此惶恐。还不够绝望吗?我以为这就是最绝望的事。不单单如此,绝望之中还有孤独:一个人的孤独,一家人的惶恐,全人类的绝望。惶恐之后,余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接受。习惯了就好。到这里,在绝望的大山中似乎看到了一块希望的石头。淡淡的爱意出现了,妹妹细心的照顾,母亲温暖的语言,都让主人公看到了一阵阵的温暖。主人公也很知自己的情况,默契的陪和着。开篇紧张的节奏渐渐慢了下来,事情又得到了缓解,让人开始浮想联翩:也许,哥里高尔还会再变回来的,生活还会恢复原状。可卡夫卡不这么认为。我看到的只是光明,而卡夫卡看到的却是全貌。熟悉,不过是厌倦的第一步,稍稍熟悉之后,无限的厌倦就在前面。终于,经济上的重负让这个家疲惫不堪也狼狈不堪,心理上的重负让哥里高尔越来越多的做出他不该做的事-------绝望终于把他逼疯了。他想克制,又无法克制。理智已经无法战胜本能。对过去的回忆已经占据了一切。他虽然拥有甲虫的外壳,但他还有一颗人类的心,只要他在世界上还存在一刻,他就仍然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把他当作恶心的爬虫,他渴望自己像原来一样!但是,他又对曾经的生活充满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又使他有些爱上了现在的状况。矛盾,是矛盾让他心力交瘁,是矛盾让他死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人物,哥里高尔,他就是卡夫卡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不仅仅在写小说,他在写自己,在写自己的生活。
除了主人公,他的妹妹也是卡夫卡着力表现的人物。不像劣等小说那样,把他妹妹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在《变形记》里,每个人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的小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小市民。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生存和金钱的基础上的。当自己的生活美满时,他们会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但是,一但别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梦想时,爱就不副存在了。余下的,只是血淋淋的冷酷。从主人公妹妹上的变化上,这一点表现的入木三分。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也看出来卡夫卡不可估量的天赋。
小说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从结尾中,可以看到不止一种感情。哥里高尔在挣扎中死去了,生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也许,比原来还要美好,在哥里高尔妹妹的跳跃中,哥里高尔被忘记了。不,这个人就不曾存在,以前的生活,不过是幻觉。在一场闹剧过后,生活又滑回了原来的轨道。而他,哥里高尔,不过是萨姆沙一家生活中慢慢划过的一道流星……
这是寓言,还是梦魇?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究竟是预示了一个未来,还只是偶然的一场恶梦?主人公究竟是什么,一只大甲虫?还是格里高利?萨姆萨?无数的疑问,伴随着这篇荒诞不经的旷世奇作的展开而展开,进行而进行,结束而延续。
最初的荒诞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格里高利无端地变为一只大甲虫,而更在于他似乎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处境,甚至还以为自己能够生活得依旧正常,对于别人的态度巨变毫不理会。可试想世上谁人能自己一觉之后变成一只甲虫后不大惊失色,格里高利这种失常的浑然不觉,使小说中随着故事的开展而逐渐弥漫开的荒诞更甚于人变虫的异象。
小说在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应当中进行着,隐藏在小说中的梦魇也由最初的一小点向四面八方铺设开,同时,心中却生起一股莫名的厌恶,自然不是厌恶这篇小说,而是对小说中潜台词的共鸣。如果说卡夫卡塑造的大甲虫及它身上的烂苹果只是给人以造型上的厌恶感,那么格里高利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社会环境中奇异的生活经历,则给人以心理上的厌恶。
曾是格里高利(或许现在还是?)的巨大甲虫就这样蜷缩在萨姆萨一家屋中的角落,经历了最初的恐怖之后,仍没有忘记他(它)曾是这个家庭至关重要的一员。他的母亲试图关心它却又不敢接近,他的父亲憎恶这个可怕的东西,屡次攻击它,伤害它,并在最终直接导致了它的死亡。唯独格里高利的妹妹,聪明的葛蕾特敢于接近并关心他,可却无能为力。最可怜的当属格里高利本人,他试图靠自己改变一切,甚至想重回职位,可在小说构建的被异化的环境中,一切抗争都变得徒劳。结果只是——“‘当然死了。’老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说,一面用扫帚将格里高利的尸体远远地拨到一边去。”
荒诞情节中生出的梦魇与蒙克在其著名画作《尖叫》中那现代式的忧虑极为相似。美国作家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文中人物的无助,那种被束缚在异化环境中的个人与四周那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力量,所作的毫无希望的挣扎,才是人厌恶之所在。
为什么我们厌恶?因为厌恶即恐惧,恐惧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力量,我们几乎改变一切,无助似乎是不应该的。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揭露的事实却破碎了我们的美梦,所以我们厌恶,可其实对象却是我们人类自己。卡夫卡作品含有的空虚、固执的怀疑,向前追求一种无信仰的安全感,这种焦虑,正是人类文明千百年发展中不曾除去的隐痛。这种痛楚并没有因为文明的日趋完善,人类改造能力的日益增强而减弱,反而愈加凝重。
或者换言之,我们什么也没有改造成功。作为对人类改造的回报,一次次的自然灾害,疾病横行,真是对人类莫大的讥讽。我们改造了什么?曾经,我们将树木一棵棵伐去,盖上摩天巨楼,并惊呼,我们创造了新世界。可转瞬,我们却又不得不一株株地种上。毁屋种树,退耕还林,一切依旧是原样,什么都没变。
此刻,个体的无能为力被扩大为群体,可在浩渺无垠的嚣嚣尘世中,群体又退化为个体。如此这般,和谐只能是唯一的出路。我们无权选择自然,而自然却在选择我们。
和谐共处,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继续无能为力。
故事的发展似乎合情合理,就象生活一样,平淡无奇而又真实无比,仿佛发生自己身边的片断一样。随着格里高尔---家庭的经济支柱的倒塌,一家人不知所措,不得不外出就业或是重操旧业---“父亲在银行里帮小职员们买早点,母亲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替陌生人缝制内衣上,妹妹听从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面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为了生计,他们采取了一切穷人应该做的一切:辞去了保姆,出租了本就不大的公寓,典当了那些曾经为之自豪的手饰。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
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
他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
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
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