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为什么不肯收复北方领土

南宋北伐和岳飞问题，一直是历代文人史家的讨论重点，到现在已经没太多可以发掘的新史料出现了，而结论也基本一致，差异无非是在细节上。譬如杀岳飞事件里，高宗和秦桧谁的责任大，谁是主谋谁是从犯等等。
至于北伐的成败把握，其实综合各家观点，大都以为是在五五之间的，说白了就是即便能成功，也要有前提，没前提什么都不要谈。而这个前提中，最重要的一条恰恰是临安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觉得其实王曾瑜先生的专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把这事已谈得非常透彻了。虽然此书的有些文章成文年代很早，带有浓烈的情绪和那个时代的史观痕迹，如对秦桧及高宗的评价中，不乏以马列主义批判的行文和判断。
但就史料的组织和甄别，以及对史实的清厘，俺还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推荐各位不妨看看此书，在看的时候，对是非的评论和判断可以忽略，纯看史实和考据就可。
王曾瑜先生的意见，其实综合起来也不复杂的。那就是中兴诸将里浪得虚名的大有人在，而且各路将领之间并不和睦，各路防区和战斗力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极其糟糕。因此要说局面有多好是未必。
但南宋当时的实力要偏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高宗也很清楚这点，他对金国的情形也非常清楚，所以才敢在双方交战期间自毁长城。因此北伐不能说没有成功可能，不过这种可能，需要建立在高宗和临安朝廷的全力支持上。
高宗为什么不北伐了，总结就是一，他还是没信心，答应过后马上就后悔了。二，在北伐、议和主张不定的摇摆期间，和宗弼的和议正好达成，于是在确定对方不会毁约的情况下，杀岳飞，成和议。北伐被放弃。
北伐的放弃，并非出于战略形势，而是纯粹出于政治考虑。

而岳飞，则死于高宗和秦桧的议和需要，以及宋代对武臣的提防和朝中政治集团的权利斗争及倾轧，包括建储问题——“宋高宗的宰执大都赞成和支持皇帝立储，反对者主要是秦桧，而大将中积极主张立储者，唯有岳飞”。
王曾瑜先生对岳飞之死的意见是： [indent]岳飞之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完全是一反常规、不择手段的虐杀。……而主谋是高宗。宋高宗一般仍愿遵守太祖誓约，乐于扮演一个宽厚仁慈之主的角色，岳飞先后任宣抚使、枢密副使等执政级高官，其生命照理由宋太祖誓约保护。宋高宗对岳飞的违约破例，决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非杀不可。[/indent]
至于说迎还二帝，高宗其实是不怕的，担心当然有，但不至于为此杀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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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补充一些吧。
宋金两国的强弱也是在变化的，从北宋末到南宋绍兴和议成功前的的总体态势看，宋军越战越强。金军初犯中原几无敌手，宋军只能堪堪守城。而建炎以来，拉锯是经常的，野战胜负各有，到岳韩等军成型后，则捷报频频，反观金军则多有颓势。宋军在建炎的黄天荡、建康之战，绍兴年的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等一系列捷报，打得金军先退出江南，而后退回淮水以北，再退开封，颓势是很清晰的。

因此，金军的战力则在逐步消退是事实，不但如此，金国的政局也逐渐糟糕，也是事实。而南宋虽然偏安，政治总体还是越来越趋向稳定，国力也在逐渐恢复中。南宋在岳飞死后又撑了那么多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王曾瑜先生对此总结道：
按照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的和议条款，宋方对金方称臣和纳贡，金方得到大片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土地，包括岳家军收复的唐、邓、商、虢州，吴玠军坚守的和尚原要塞，吴璘等军收复的陕西州县等。正如宋人吕中评论说：“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又如文士何宋英上书抨击宋高宗说：“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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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仅用“妥协”一词，是难以反映“绍兴和议”的实质。签订和约者“的目的”与“签订和议的本身”，只怕根本不存在一分为二的余地，而区别对待，在逻辑上似也难以说得通。相反，人们推究当时的史实，却很容易看到两者的完全一致性：一是宋高宗和秦桧签约的目的正在于苟安一隅，而使所谓“一点积极作用”“丧失殆尽”的“一系列政策”，也根本不是在订约“后来”才“执行的”，二是条约本身对宋的极端耻辱性。
关于“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为“报仇复国赢得了时间”等，“客观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论点，就笔者个人的读史范围而论，在当时“提出妥协的人”中，是找不到此种计划的。本无此种计划，又未积蓄力量，准备“复仇报国”，则“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也就难以成立。至于“休养生息”，无非是宋高宗之流骄奢淫佚，以民脂民膏厚自奉养，百姓又如何“休养生息”，在拙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已有说明。由此可见，绍兴和议的“积极作用”，只怕还是今人按自己的“妥协”意念，另加于古人的设计，而当宋高宗和秦桧签订和约之前后，是根本不存在的。

宋军是有严重的军事弱点的，首先就是宋高宗唯愿以战求和，不惜屈辱苟安的大政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其他的弱点，诸如有的将帅拥兵玩敌，各军不能协同作战等，也就相应地无法解决。尽管宋军存在弱点，但正如笔者在《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一文中所说：“一个最明显、最基本的史实，就是南宋军力自守有余。
至于秦桧再造南宋之功，笔者正好在《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中有一段文字，今复述于下：
“有一种论点认为南宋再造乃秦桧之力。此说显然无法经受史实的检验。若无南北方广大抗金军民和官员的努力，军力之重振，金朝是决不会体谅宋高宗的告哀乞怜，而自行放弃灭宋之图谋。如真要讨论所谓南宋再造之功，这只能归之于抗金军民和官员。人们不可能找出秦桧对重振南宋军力，抵御金人方面，作出任何贡献。他归宋之初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实只是当时金人一项和谈条款的翻版。秦桧的历史作用，只是在经抗金军民和官员的努力，金人事实上已无力吞灭南宋的形势下，协助宋高宗，完成了屈辱和议。”

没别的原因，南北宋之交的三个皇帝太奇葩，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宋朝就是被他们三个活活作死的。宋高宗这个被金人吓得阳痿的男人，提到金国他就怕，哪怕金人在黄河两岸已经号令不行，岂止是河南，整个河北都风起云涌，义军云集，金军几次被岳家军正面击溃，已经被岳家军的声势和战斗力所震服，貌似开封的金军再不敢和岳家军正面交战，随时准备跑路。但是高宗就是怕一旦战败自己跟老爹哥哥一样被人家当狗虐，他就是打心底里畏金如虎，能苟且偷安一天就不想打仗，迫不得已要打仗也是为了能以战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