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评价《开国大典》这幅油画作品

1953年，由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一经问世，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被美术界誉为是新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革命历史题材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幅作品是1952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组织创作的，为了完成创作任务，董希文参考了大量的照片和影视资料，并广泛征求美术界的意见，以满腔的创作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幅划时代的现实主义巨作。作品中以精湛的艺术语言，生动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的历史瞬间，在油画艺术民族化的探索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

油画起源于欧洲，明代万历年由西方传教士传入我国，但由于受占有统治地位的封建正统文化的束缚，除在宫廷和东南沿海少数城市略有影响外，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20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变革，国内的一些艺术院校开设了油画专业，加之许多画家陆续从海外留学归来，使得油画在中国逐渐流传起来。在吸收、消化这种外来的艺术语言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现国内的现实生活，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上世纪40年代，许多艺术家逐渐开始了油画民族化方面的探索与研究，试图在不断深入地掌握以写实见长的油画技巧的同时，通过融入民族的血液，使它不断地丰富、发展，进而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董希文就是最早涉猎这一课题的艺术家之一。

董希文（1914—1973），浙江绍兴人，父亲董萼清先生是当时著名的古书画、瓷器收藏家，受家庭的影响，董希文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等院校，师从著名美术家林风眠、颜文梁、刘海粟、常书鸿等人，受到严格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中西绘画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希文随杭州艺专辗转迁徙于贵州、云南，后又到西北进行研究和创作。其间，充分领略了民族民间文化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从1942年开始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三年中，通过大量临摹，使他从气势浑厚、色彩富丽的敦煌壁画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苗女赶场》（1942年）、《云南驮马夫的生活》（1943年）、《戈壁驼影》（1946年）、《哈萨克牧羊女》（1946年）以及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创作的《春到西藏》（1949年）等许多作品中，从线条的运用、色彩的处理和画风的装饰性等诸多方面，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董希文在探索油画民族化道路上走过的踪迹。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长期的积累、深入的认知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为他后来成功地创作油画《开国大典》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

一幅作品要有气势，首要的因素是构图。为了充分表现开国大典的宏伟场面，将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有机结合起来，董希文在创作的构图上作了精心安排。因为在实际的建筑格局中，天安门与正阳门是垂直于北京城中轴线的，而按作品的取景角度，如严格地用焦点透视来处理，则人们就只能看到主要人物的后侧面，画面的空间也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作者借鉴了民族绘画中的多点透视，巧妙地解决了构图问题。画面中的天安门与正阳门并不是平行在一条纵轴线上，而是稍往东南倾斜，然而就是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拓展了画面的空间，不仅便于表现天安门城楼上的场景和人物，增强天安门城楼与广场的距离感和整个画面的进深，同时也解决了画面构图中人物左实右虚的平衡问题。

为了更好地表现领袖人物，董希文对画中人物和建筑的关系也作了大胆的处理，即舍掉了城楼上的一根柱子，使整个画面的感觉豁然开朗。作品中，毛主席魁梧的身躯位于中央，其他领导人物和各界代表在画面的左侧，同远景广场上欢呼的人群遥相呼应。整个画面既主体突出，又完整统一；既不被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则所束缚，又符合视觉上的安定感和真实感。不仅完整地表现了开国庆典的盛大场面，也充分反映了作者艺术创作上的大局观。后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作品曾说过：“去掉一根柱子，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艺术源于生活，但它不是简单地对生活进行摹写与复制，而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提炼、加工，使之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艺术的真实。艺术不同于科学，尽管艺术与科学都注重对客观物象的研究，但科学着重研究的是客观物象的普遍规律，而艺术则力图反映客观物象的特殊规律，其特殊就在于艺术家不仅要用眼睛去观察，还要用心去感悟，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将师法自然与主观感受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民族绘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三

开国大典是全中国人民的节日，因而董希文在作品的形与色的处理上，充分抓住了民族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

中国画往往具有装饰的风格，不要求对对象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在造型上要求提炼、取舍，而且要笔笔传神，以形写神。《开国大典》在人物的处理上，就重点抓住形象的本质特征，加强对形象上重要环节的描写，而把一些与人物精神、性格无关紧要的外貌细节简略化，避免了形象描写的繁琐感觉。在画面中，毛泽东庄严肃穆地宣读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坚定有力的双手及眉宇间透出政治家的气魄和诗人的气质，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其他的主要人物，如朱德豪爽的性格，刘少奇深邃的目光，周恩来睿智的神态，宋庆龄端庄的仪表，郭沫若儒雅的风度等也都作了深入的刻画。正是因为作者将中国画以形写神的方法融入到油画技法当中，因此，既充分展示领袖人物的伟人风采，又凸显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善于描绘自然界细致的光色变化，是油画色彩的特点，但如何运用，则要考虑内容表达的需要。中国人喜欢鲜明而热烈的色彩，这正符合《开国大典》的主题。因此，董希文在油画色彩的处理上，没有受西洋画法色素复杂变化的局限，而是大胆借鉴了中国绘画带有装饰风的色彩：即在写实的基础上，对复杂的色彩进行归类、概括，减弱了随光线、环境而变化的条件色，突出对象的本色（固有色）。画面以大红、碧蓝、金黄为基调，在各种鲜明的本色如挺拔的大红廊柱，端庄的大红灯笼，华贵的紫红地毯，金黄的缨珞、菊花，碧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等的大色块的对比中求得整幅画作色调的和谐与统一。

《开国大典》的色彩不仅注重大色块的对比，还注意细节的描绘，比如画家在描绘地毯时，先用马粪纸吸去颜料中的油质，再独具匠心地将锯末和砂粒加入颜料中以获得毛茸茸的质感，与旁边拔挺、油亮的柱子形成对比；在画汉白玉栏杆时调进了浅棕、金土黄等颜色以增加暖的效果，使它和周边的颜色相融合，而且以一种厚重感和沧桑感，喻示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并以此衬托出她所获得的新生等等。

为了求得画面整体的协调，强化装饰风的效果，对光源和明暗的处理，作者也将它单纯化了，如减弱画面上大块的投影和显著的阴影，适当地控制物象体积的结构，不以可变光为重，而以不变的型为主，通过抓住各种对象的主要特征去表现他们的本质特点。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虽然简洁，但很明确；不仅肖似，而且传神的艺术效果；在画面色彩的关系上达到了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艺术境界。

《开国大典》取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作者将民族的审美理念融入西方的油画技法当中，把一个规模宏大、意义非凡的历史场面，用一种明确的民族风格完美地表现出来：富丽堂皇的色彩，营造出既吉祥喜庆又庄严热烈的节日气氛；单纯明朗的色调，饱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简洁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中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气势磅礴的画面，体现了民族自豪感与大国风度。

《开国大典》的成功，不仅仅是作者本人的努力，当一个民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独立与自由时，必然要产生一种精神文化上的需求，用以表达她获得解放和走向美好未来的豪迈情怀。《开国大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因此可以说，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必然要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正如毛泽东1953年在中南海看到这幅画后评价的那样：“是中国，是大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http://www.ccrnews.com.cn/100018/100019/19846.html这个网站可供参考
《月光》的比较http://tieba.baidu.com/f?kz=203287919可供参考

　　1《开国大典》这幅油画作品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
　　2 德彪西的《月光》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比之“否定叙述逻辑”的《春江花月夜》似乎应该说都是“肯定叙述逻辑”。但是，同样是“肯定叙述逻辑”，德彪西的《月光》似乎还处于“六朝抒情小赋”的境界，而贝多芬的《月光》则已经是以“兴”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唐诗”、“宋词”。窃以为，贝多芬的《月光》比德彪西的《月光》似乎又要“超越”一些。
　　如果说：德彪西的《月光》，乃是因“外视自然景致”而引起了印象的变幻；那么，贝多芬的《月光》，则是因“内审心灵世界”而升华了英雄的情操。此，正是中国诗论所谓的“兴”。
　　贝多芬的《月光》，乃是英雄的内心独白，乃是伟人的沉思感悟。这里，艺术表现的主要形态，应该是“兴”，而且在“肯定叙述逻辑”之中酝酿着狂热的追求、炽烈的行动。
　　两种月光，两种感情，这是作曲家当时的心境决定的。贝多芬表现他的哀伤，一开始用了长达四小节的缓慢引子导出悲剧性的主题，发展而成呻吟、呜咽了。表现为右手的旋律部分逐渐破碎几乎消失，只剩下三连音的伴奏音型均匀流动，仿佛就是内心那无言的伤痛。
　　绘画中有“亮色”之说，音乐中也有“亮音”。三度音程就有明亮的感觉。会使人想到那皎洁晶莹的月光。悠长的旋律线和平稳的节奏，再加上与色调柔和而明净的和声融合在一起，达到的就是一种清幽、静寂的效果。着便是德彪西的“月光” 和贝多芬的“月光”的不同之处。
　　生活中谁都不愿哀伤，但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它常常变成了一种美丽，这是一个奇怪的美学现象，更不用说显示生活中本来就很美好的事物了。
　　贝多芬和德彪西的“月光”同时被人喜爱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