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企业排污

　　阳光、空气和水源是人类生存的依赖，任何破坏和污染的行为，都可能制造出环境噩梦。
　　继雾霾天气之后，企业排污引起的水资源污染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环保部在2012年2月下旬至3月，组织北京、天津、河北等六省（市）环保厅（局）排查华北平原的工业企业发现：55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
　　《2010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下水质量状况不容乐观，水质为优良—良好—较好级的监测点总计为1759个，占全部监测点的42.8％，2351个监测点的水质为较差—极差级，占全部监测点的57.2％。这种局势还在加剧。国土资源部近几年的调查显示，有40％的城市地下水水质在不断恶化。
　　水质在恶化的同时，企业的排污现状却没有停止，并且出现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企业敢如此胆大妄为？首先是我国的立法不够完善。我国规范地下排污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水污染防治法》，其中七十六条明确规定“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动辄百万、千万的污水处理设备来说，轻重不言自明。法律之下，企业还敢向地下直接排放未处理的工业废水，根源在于现实中的法治不力，不能触及企业主的根本利益，他们铤而走险也就不难理解。
　　立法不完善与法治不力只是问题的表象，在执法的过程中，环保部门的孤军奋战更是让执法大打折扣。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内部多部门的协力，孱弱的环保部门紧靠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在政府内部，司法机关的介入则会补齐环保部门的“短板”。
　　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如果依照《水污染防治法》处罚，只能“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但司法部门介入后，依照《刑法》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起诉，则可突破行政处罚的“百分之三十”门槛，按照实际定损对责任人处以罚金，最终紫金矿业被处以300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司法部门的有效介入对于增强环保监管威慑力是有益的。
　　造成企业肆无忌惮排放污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维权机制的不健全，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如果国内的公益诉讼较为完善，任何一名受到不良空气污染、水体侵害的公民个体，都可以直接以公益诉讼的名义，向相关企业要求维权、向法院起诉行政不作为者的话，相信也会对企业形成威慑。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益诉讼制度已相当完善和成熟，然而中国目前却还没有真正落实这种制度，公益诉讼在目前的中国还只是一种理论，而且在中国，公益诉讼的实施限制条件极多，无论在法规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步履维艰，由公民或社会团体为原告提起并得到立案的公益诉讼案例少之又少，暂时还很难起到填补环境监管漏洞的重任。
　　环境被无限制地透支下去，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最终人们也会成为环境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