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毓麟的个人履历

1923年2月，周毓麟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里。他父亲周世铭是钱庄职员，母亲王梅荣是知书识字的家庭妇女，他从小受到父母亲很深的影响。母亲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经常教育小毓麟为人要正直诚实，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母亲的言教和躬行铭刻在他的心上，成为他一生的做人之道。他父亲在钱庄终日与算盘、数字打交道，闲暇时与家人在一起，总爱出一些有趣的算术题考考儿女们。有一次父亲出了一道两个个位数相加的题，让才两岁多的小毓麟回答，因为得数要进位，小毓麟把一双小手的指头掰了又掰，总觉得十个指头不够用，着急地叫起来：“谁借我几个指头？”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就是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气氛中，小毓麟开始与数学打交道，从小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小学，他迷上了鸡兔同笼之类的算术难题，到中学他又迷上了平面几何。越是难证明的几何难题越让他着迷，常常为寻求多种证法而冥思苦索，每当找到一种新的证法，他都获得一种探索成功的快乐。就是凭着这股执著的劲头，只是一名中学生的他竟然发现了平面几何中的连环定理，并把其中最简单的情形写成文章，发表在《数学通报》上，第一次显露了他的数学才华。
临近高中毕业时，周毓麟做好了报考数学专业的打算。他的一位好朋友劝他说：“研究数学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作为职业是不可取的，将来只能坐冷板凳，当个穷教师。”可是周毓麟认准了数学是一门最基础的学科，几乎每一门自然科学都需要它，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941年，周毓麟如愿以偿，考取了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在大学四年里，他发愤苦读，不仅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而且学完了物理系的全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1945年周毓麟大学毕业，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当局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劫收”大员在上海滩演出了一出出闹剧。局势混乱，就业困难，周毓麟一跨出大学校门就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后来经人介绍，他去了南京，在南京临时大学数理系补习班当助教。1946年五六月间，学校解散，周毓麟又回到了上海。
今后的路怎么走？周毓麟陷入了沉思。他想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继续深造。打听的结果，数学所不招收研究生，但他意外地获悉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正在那里讲课，他可以去旁听，就是旁听也是机会难得呀，他立刻做出了决定。
就这样，从1946年秋到那年年底，周毓麟一直在数学所旁听陈省身教授讲课。陈省身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当时听他讲课的吴文俊、马良、张素诚、叶彦谦等人，后来也都成为有名的数学家。周毓麟每次听课都全神贯注，终于引起了陈省身的注意。一次，陈省身与周毓麟在楼道上相遇，他关心地问周毓麟：“我讲课你能听懂吗？”周毓麟回答说听得懂，陈省身又仔细询问了他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后来，陈省身竟然破格让这位旁听生留在数学所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拓朴学研究。周毓麟凭着自己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终于走上了数学研究的道路，而且不久就做出了出色的成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解放后，周毓麟先后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这期间他一直从事拓朴学研究，他发表的拓朴学论文受到华罗庚、段学复等数学界前辈的称赞。
1954年，周毓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并选择自己完全陌生但国家急需的偏微分方程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
周毓麟到苏联后，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女数学家奥列尼克。奥列尼克和他一起制订了详细的学习和考试计划。学习非常紧张，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要学习和考试一门课程。奥列尼克是第一次带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能否适应这样紧张的学习，她有些不放心。第一次考试前，她提前一周就来询问周毓麟的准备情况，结果考得很好。在另一次考试中，周毓麟被一道证明题难住了，思考很久，找不到解题的方法。后来，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老本行，结果用拓朴学的原理证明了它。证法新颖独特，大大出乎主考老师的意料。渐渐地，奥列尼克和其他苏联老师都对这位刻苦勤奋而又很有才华的中国学生刮目相看了。而这位中国学生果然也身手不凡，先后写出了几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在苏联的一流学术刊物上。他在拟线性抛物型方程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由此获得了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学术论文。他和导师奥列尼克合作发表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被公认为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型的工作。长期以来国际上在这方面的大量研究，都是沿着这篇论文的框架进行的，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仍被数学家们不断引用。
周毓麟为祖国填补了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空白，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了专家，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研究也不得不停止了。为了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党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调集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组建自己的核武器研究队伍。这时，周毓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也在被调集的科学家之列。系领导找他谈话，他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到新单位——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报到。
周毓麟又一次为了祖国的需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内开始了新的征程。为了保密的需要，周毓麟的名字从那时起突然在数学界消失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和其他参加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一样，默默无闻地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而辛勤工作。
组织上派周毓麟主管流体力学和数值模拟的工作。他在紧张组建科研队伍之余，抓紧时间从头学习了有关理论，很快就使研究工作开展起来。他和别的科学家一起组织了核武器研制中关键性的“九次计算”。他提出了多种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数值模拟方法。他对研制用于核武器研究的电子计算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理论分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是一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的结果。周毓麟在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78年，周毓麟当年的恩师、著名美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来中国讲学，在与中国数学家座谈时，谈到由于“文革”的耽误等因素，中国的偏微分方程理论研究与西方有较大差距，希望中国数学字以加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研究为突破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国在21世纪成为数学大国。老师的一席话使周毓麟心中思绪万千。他坚信中国人在偏微分方程研究中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这需要中国的数学家努力奋斗啊！自己是新中国学习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第一个留学生，在这方面为祖国作贡献责无旁贷！他决定第三次改变研究方向，重新开始自己搁置了将近20年的偏微分方程研究。
这时候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为事业拼搏的精神丝毫不减当年。将近20年实际工作的经历为他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他重新开始了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研究。从1980年到1987年，他发表了50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1982年在长春召开的DD3国际双微会议和1986年在天津召开的DD7国际双微会议上，周毓麟都作了最新学术研究的报告，引起与会各国数学家的极大兴趣。1987年，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