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一名老话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然而这句老话真正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在思维观念、或对整个国人的要求中却变成了“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其实对国人来说也许非常奇怪,只要一摊上“要”这个概念,嘴上讲的和实际上要求做的常常是背道而行的。“要”便是“不要”;“不要”才是“要”。 许久以来,国人对人的要求其实是十分苛求的。人不能有“毛病”。东西要追求“尽善尽美”,文章要求“高、大、全”。这些东西经常被打进人脑之中,被列入严格的道德范畴。发展到近现代,“人要完人”已经被扩大要求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甚至交往熟人、老乡、同学、战友都是“完人”。过去招工、当兵、转户口,都要发一张表,里边第一栏就是“出身”。下边一大栏内是“社会关系”。就是要看你祖宗爷爷、爸爸有没有“毛病”,亲戚朋友有没有“毛病”?他们都决定了你是不是“完人‘。到了商品经济,这种思维方式又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国人独特的广告宣传:是药品,一定会“包治百病”;是“种子”就一定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气候条件都会“大丰收”;是化妆品,不管湿、干、油性皮肤,一律用了就“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如果说宣传自己产品的人心态是“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夸大一些,“金系赤金”,方可以理解。那么广大消费群体呢?他们对吹出来的产品“深信不疑”,正是这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心态在作祟。 由于“人要完人”,我们国人便把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好,另一类是坏人。好人的标准很高,衡量标尺是“高大完美”,不能有“毛病”。比如说话一定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话;做事一定是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而脑子里想的一定是对国家对革命有“贡献”的想法。是好人就不准有“毛病”,甚至要求排出的屎“不准是臭的”,身上的汗是“香的”。这在古代的寓言《屁颂》里边已经有记载。把屁形容成如闻到麝香之气,屁股被称为“金屁股”。而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创作模式”规定,“英雄”必须高、大、全。一出来先“亮相”,昂头挺胸,目光如矩。叫气吞山河;走起路来,一路小跑,叫“朝气蓬勃”;说出话来不仅噪音特别大,而且一句一个哲理,叫“不同凡响”;打起仗来没有“死亡的”,叫“英雄不死、英气长存”;偶尔有个英雄“不得不死”了。也死得那么“伟大”,留言那么“意味深长”;“红、红旗……”;“党、党费……”。以致有一个时期出的电影刚一拉开银幕,三岁孩子立即尖叫:“妈妈坏人出来啦!”一看歪嘴斜眼、凹陷鼻子、汉奸头、地痞衫、流氓裤。有人评价说中国电影,孩子都能当“导演”。 然而人毕竟是人,那能人人都那么“伟大”。而且好人和坏人中间,大量存在的是不好不坏的“肉人”。你非得要来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做不到的。就在这种口号喊得最凶的七二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华,“东风和西风”握手了、调合了。 由于这种“非好即坏”,“人要完人”的中国式思维方式,许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对于外国人来说,也许普普通通,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一百个想不通。譬如那十年中第一个是“林副统帅”想不通。共产党人为这个人对自己的老百姓“做了多少工作”呵!说他不是“十八岁当元帅”(注:在林彪死亡前一直宣传他十八岁当元帅,是天才)。井冈山也不是毛林握手(注:文革中一直宣传井冈山是毛林握手会师的),而是“从小在村上无恶不作,强奸了少女被追捕才“混进革命”。一直不与毛泽东同志合作”等等。第二个“想不通”的是大邱庄的禹作敏。一个四千人的村庄,年产值二、三亿。禹作敏作为村支书,其大名在八十年代多么响亮呀!“被抓进监狱”,再也不见诸报刊了。大邱庄是好还是坏?禹作敏系好人还是坏人?中国人竟无法面对现实。总算“改革开放了”,说不清的问题“再不说它”就是了。 然而“说不清”不等于“不存在”。特别是搞“改革开放”,它客观上要求中国人放弃“完人”思维方式。然而传统思维的习惯势力岂能消失?你说“包产到户”好大的丰收。可他却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想不通;你说“市场经济”原本姓“资”,可社会主义中国人来搞也能“大发展”,想不通;你说“选美”多么“反动”哇!可一旦进行,有个头又有美色的女孩却人人向往,排队报名,想不通……。 在我们国人眼里,“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必须给它定性。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好人”和“好事”。反对“坏人”或“坏事”。而“好人”、“好事”就不允许有有毛病。平时,百分之八十的国人是普通人,人们没有精力对每一个人品头论足。但每到年底“评先进”或每当那一个分子要“荣升”或“跳龙门”的时候,那个“人要完人”的思维就来临了。人们比要求国家主席和中央委员还要高。中国抚湖就出了一个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就一个小商小贩,因为出了名,宣传机器对他评头论足,高标准要求。抚湖人评起他“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评中央委员也不过如此。大概正因为“人要完
你好!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人无完人,再完美的人都是有缺点的。
切·格瓦拉曾被评价为20世纪最完美的人类
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