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在理智上和精神上获得了气势磅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科学文化挣脱了过去孤斋独树、闭关自守的学派枷锁,走上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舞台。从而推进了希腊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希腊人已成熟起来,并进入了成年时期。这时他们的务实精神更为突出,极其需要科学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出现了种种理智力量的火热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有一种思想得到普遍承认:在各行各业中。有知识的人最有能力,最有价值,最能获得成功。于是,从上到下,人们都怀着饥渴的心情和炽热的欲望,想把文化科学知识据为己有。特别是在当时,对于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家庭出身、文化习俗、个人品格的优越等,已不如前实用了。民主政治生活要求人们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理论修养。这种新的文化趋势。没有一个地方象雅典那样蓬勃发展;而且在雅典,那富丽堂皇、宏伟壮观的文化设施(例如园型剧场)、那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化娱乐活动(例如享受津贴补助的戏剧活动),以及那形式多样,以智育为主、日益繁荣的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求知的欲望。
需求招徐供应。希腊世界各地的学者,即智者都云集雅典。智者,原意为“哲人”或“智慧的人”,是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希腊职业教师,并形成智者学派。
智者学派在雅典这类民主制城邦最有用武之地。因为民主政体首先要求政治家们有作公开演讲的能力;那些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青年人,为参加政治生活做准备特别需要智者们的教诲。对于一般公民,也有掌握辩术的必要经。这主要是出于打官司的需要。当时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起诉者与被告,都是亲自出席法庭,而不是由职业律师出庭。这样,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说时能打动听众的技巧。这种在法庭上能获胜的演说技巧,可以从智者那里学到。与此同时,智者们的教诲也越来越集中在这个目的上。因此,学者成为辩术教师。
智者们广收门徒,向青年学生讲授雄辩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创立并系统地传授文法学、修辞学和哲学,从而奠定了“三艺”。他们除了向学生讲授“三艺”之外,还向学生传授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诸科知识。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演讲和练习,即演说和辩论的练习。
他们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个人要达到智慧、勇敢、辩才和道德完善的境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天禀,另一个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二是任何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从幼年开始刻苦练习,并持之以恒;三是道德的修养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练习,人们应摒绝一切不良事物的影响,并进行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四是学到本领后,必须为正义事业效力,否则,功夫越深,人变得越坏。
智者学派开拓了一个新时代。“从前在科学的眼前总浮现着自然知识这个目标,但是在上述情况下他们看不到这个目标了。他们最多不过以尽可能文雅、尽可能令人喜悦的形式表达出转手的学说。而他们自己的研究,如果不拘泥于成规,就必然指向人的思维和意志(在公开演讲中必须决定和控制的正是此种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也必然指向他们彼此争论、彼此坚持自身权利的态度上。就这样,希腊科学从木质上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等。
然而,当智者学派的活动面临人类思维和意志的多面性时,当辩术教师提出说服术,寻求着每种意见都可能借以取胜,每个目的都可能借以取得成就的道路时,在他们面前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自认为是必然的、能防御别人的个人意见和目的,除了这些个人的意见和目的以外,是否还存在任何本身正确和真实的东西?
因此,当智者学派不断完善着他们必须讲授的表达、证明、反驳等形式的技巧时,人的观念和目的的相对性就以如此压倒一切的优势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的意识里,以致他们否认了在理论领域以及在实践领域里存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理,从而使他们陷入了怀疑论。例如,他们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人本主义哲学命题,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来判定哪个对,哪个不对了。可见,这一哲学命题在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
如果说智者学派这种人本主义的怀疑论在早期还是个“真正的科学理论”,对推动雅典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后来,这种理论就变成智者学派的一种轻佻的游戏。这时,智者学派洋洋自得于诡计多端的狡辩,使自己成为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不良倾向的喉舌。因而,这部分人就变成了诡辩派。
蜕变为诡辩派的智者们,他们的主要技艺之一就是用前人公认为正确的观念来使人迷惑,并使人陷入矛盾。当受骗者受到迷惑时,如有可能就利用逻辑的结论,真实的或捏造的,来逼着他们得出非常谎谬的答案。这种方法决不是什么纯逻辑,而是彻底的诡辩。在此,有趣的是怪题。例如,“你停止打你的父亲了吗?”“你脱掉你的角吗?”“加上哪一颗谷粒就成为一堆谷粒?”“哪一根头发掉了就是秃子?”由此足见智者学派后期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