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作品却包含很强的流行性因素,它调侃传统道德,嬉戏政治术语,消解崇高人物,其“世俗性”、“幽默性”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崇高化”、“严肃化”,王朔作品包含的流行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故事情节的“中间状态”。故事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把在表面上看来沿着时间顺序出现的很偶然的事件,用因果关系加以解释和重组。[2]王朔作品在故事情节安排上打破固有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态化的,具有很强的荒诞性和游戏性,从而构建出一种假定的喜剧氛围。如《顽主》中马青替人挨骂的一段这样写道:少妇一抬手把桌上的杯子扫到地上,接着把一个托盘茶杯挨个摔到地上,马青也抓起烟灰缸摔到地上,接着端起电视机:“不过就不过!”“别介”。少妇尖叫着扑过来按住他的手,“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马青理直气壮地说,“你又要求我必须像他。”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3]
在这里,马青替少妇的丈夫来受气,人物身份的替换造成故事情节的发展背离正常的生活逻辑关系,虽然这种喜剧性故事在现实生活的逻辑关系中是不存在的,但王朔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处理这些 “荒唐”的故事时把握了一个“度”:故事情节始终介于“荒唐”和“真实”的“中间状态”,既不完全根源现实,也不完全脱离现实,而在“荒唐”中折射着“真实”,“反讽”中夹杂着“宣泄”,“严肃”中蕴含着“痞子味”。社会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这种情节安排上的“中间状态”,使受众茶余饭后读来饶有趣味,满足了猎奇和消遣的需要。王朔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作品在故事情节上的这种独特之处,
其次,人物描写的“角色置换”。“角色置换”就是用生活逻辑之外的人物或人物身份代替生活逻辑之内的人物或人物身份,王朔作品中故事情节上的“中间化写作”和人物描写的“角色置换”在逻辑关系上是相辅相成的:故事情节的“中间状态”为人物描写的“角色置换”设置特定的语境,而人物描写的“角色置换”为故事情节“中间状态”服务,强化故事情节的“中间写作”。从这点分析,王朔作品在人物描写上采用“角色置换”的手法是一种讨巧的手段,但却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如《你不是一个俗人》中,“三好公司”帮胖厨子实现当一次将军的梦想,在“厨子”和“将军”之间进行人物角色置换,《我是你爸爸》中的主人公马林生与儿子马锐之间的“父子关系”被置换成“哥们关系”,《顽主》中“顽主”们替人赴约,替人受过,替人行孝,本质上也是人物的角色置换。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固定的角色使得社会有序发展,王朔作品中,一旦人物角色被置换出来,人物身份就随之转变,由于这种转变不具有彻底性和根本性,固有的生活逻辑变得“不伦不类”,就造成人物身份与人物行为的背离,使生活充满滑稽和闹剧,从而给受众带来不同于纯文学的阅读乐趣。再次,语言设计上的“独特建构”。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承认:读者对小说和电影的接受不只是求知,很多人仅仅为了“娱乐”。王朔作品语言上有两大独特建构,正好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这两大独特建构就是:幽默调侃的趣味和大量使用对话成分,在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中,中年大夫和唐元豹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下面我们做一次小小测验,请不要紧张,就像小时候你父母对你提问一样,回答不上也没关系,相信你能会回答地很好,都不是些很难的问题,千万别紧张。”“请吧,”唐元豹诚恳地说,“我尽量满足各位。”"谢谢,”大夫说,“下面开始,请看我手中的卡片。这上面画着一只猴子和一个人,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否用一句话说明人与猴子最根本的区别——请你回答。”“猴子全身有毛,人只有几处有毛。”“回答正确,得分。”下面我问第二个问题,还是这张卡片,这只猴子和这个人,是猴子的脸皮厚呢还是人的脸皮厚抑或是一样厚——请你回答。”“人脸皮厚。”回答错误——扣分!”“没错。”唐元豹看到刚得的分被扣光,有点急,“是人脸皮厚么,猴子的脸老是红的,而人几乎不红,明显厚于猴子。”
“你错了,应该说猴子的屁股老是红的,而人的屁股几乎不红,——晒也不红,当然问题不在这儿,我问的是脸而不是屁股。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猴子脸皮厚——因为人没脸。”“那你冲着我的是什么?“面,面部。”大夫沉着地说,“这是一道思辨题,你没有正确理解题意。”[4]
生活中严肃的智力测验在中年大夫和唐元豹之间变成一场充满喜剧色彩的闹剧,从两人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传统标准的中规中矩,这一点也是王朔作品语言上不同于正统文学的根本所在。一般说来,正统文学追求的严肃和深度,教育有余但趣味不足,王朔作品以幽默调侃的语言叙事风格和大众化的通俗手法,对正统文学的语言方式进行反抗和消解,不仅带给受众耳目一新、别具一格的乐趣,而且传达出大众的心声,迎合了其心理需求,使其迅速走向大众。
1、有可比性吗?欣赏作家和作品,要看他们的涉足领域和选材对象,不要单纯的做好坏或者优劣比较,只能说是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对比。我以为琼瑶的作品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港澳台甚至更多的影响。而王朔现在不怎么写了,以前也许靠自己的阅历和炒作写了一些东西,有些确实很细腻,比如《过把瘾》,引起新婚夫妻的热捧。
2、琼瑶 嗜好:诗词、小说、电影 优点:感情细腻,文笔优美,诗词功底深
职业:言情小说作家 、作词家、影视编剧、影视制作人、巨星影业公司老板 籍贯:湖南省衡阳
中国台湾当代作家。原名陈喆,笔名琼瑶、心如、凤凰等。湖南衡阳人。她生逢战乱,1949年随家迁台湾,就读于台北师范附小及台北一女中。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取大学。16岁在台湾《晨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影》。读高中时,先后发表200余篇文章 。1963年自传式长篇小说《窗外》出版,一举成名 。1963 ~ 2008年 ,共创作长篇小说 《幸运草》 、《烟雨蒙蒙》 、《 几度夕阳红 》、《彩云飞》 、《心有千千结》 、《在水一方》 、《月朦胧 ,鸟朦胧》 、《雁儿在林梢》、《碧云天》、《冰儿》等42部。美化人生的爱情理想是她小说的主旋律;曲折新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是她小说引人入胜的主要手段;具有浓郁诗意、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是她小说独具魅力的重要特点。因此她的言情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并有大量作品被拍成电影、电视片.
琼瑶的小说可分为三期:早期小说包括1963年发表的《窗外》至1971年的出版《水灵》和《白狐》,主要是由历朝历代中国民间传奇发展的古人爱情短篇故事。中期的小说由《海鸥飞处》开始,至《燃烧吧!火鸟》,主要是描写当代台湾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除《我是一片云》外,可说全是大团圆结局。晚期则由八十年代创作出版《雪珂》开始,小说的背景搬回古代,内容企图处理变迁中都会男女的爱情观,并尝试脱离早期悲剧的宿命和中期公式化的快乐故事。
《几度夕阳红》是琼瑶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当中时空交错、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最能代表言情小说的特征。两条故事主线,分别发生於抗战时期的重庆和六十年代的台北。第一个故事是女主角梦竹的年轻时代,她和来自昆明的大学生何慕天相恋,因母亲反对而发生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最後,梦竹嫁给了何慕天的好友杨明远,并定居台北。小说的第二部则是梦竹女儿晓霜的恋情,晓霜的相恋对象魏如峰是何慕天的外甥,并在何慕天开设的公司任职,此後即是一连串的旧恨新愁的交织。最後,霜晓与魏如峰有情人终成眷属、梦竹仍留在明远身边、何慕天隐居山上不问世事。
这部作品,内容和结构都类似电视连续剧的模式,亦即是情节复杂、高潮迭起;情感表达方式强烈而夸张;人物关系则因家庭夙怨而纠缠不清;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导致种种终生憾事和恩怨情仇;主角身世的秘密和谜底的揭晓,及战乱、分离和重逢,这一切无疑是通俗剧的「基本元素」。
总括而言,在琼瑶的爱情王国,爱情是滋润女性自我并赋与活力的源头。没有爱情,女性的自我就会枯萎凋零。在这情况下,琼瑶的女性形象无可避免的显得被动和消极。事实上,在五四时代,「爱情」这个概念是一种公众性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对中国父权制度的反叛和挑战,但在琼瑶的言情小说里则完全属於私人领域,对爱情的描述也纯由女性的立场出发,这亦是被李敖等人批评为女主角面目苍白的理由;然而,这样一个梦幻世界推到了极致也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助力,逆转了父权家庭中尊卑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拥有资源及力量的父母或男性,在感情的道德上召唤下,对一无所有的子女,特别是女性全心全意的奉献。这亦是言情小说的精神所在。
3、王朔,195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祖籍辽宁岫岩,至今,王朔也不愿讲他是北京人。相反,“我是东北人”这句话他却说得理直气壮,出生后不久,便随著父母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部队大院落户,大院里有各地的人,唯独没有北京人。……由此可见,今天王朔的语言,跟“老北京”是没有渊源关系的,那是和北京的语言交流后形成的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只能算新北京文化中的一支。
“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小时候所面临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时时被侵犯。街头的流氓,严肃的老师,专横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你无力回击这种侵犯。但你也一定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调皮捣蛋差不多的把戏,却惹得大人们生气了。
90年代成为以飞扬跋扈的文字横行文坛的痞子作家,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直如当头棒喝,劈手撕下所谓崇高的面纱,接下来几乎全部的媒体都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中去,加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等等电视剧改编的成功,王朔火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