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墨三家音乐美学的区别

以前我很难想象可以把三家的思想连起来讲，但后来，我发现并不难，前提是要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幸而我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三家都重视“利”，看了这句话，先别忙拍砖头，听我慢慢道来。
我谈不上研究吧，就是琢磨出来的。我发现三家的思想，都离不开一个“利”字。很多人看见这个利，都会很奇怪，说你是不是把这些思想都庸俗化了？这也难怪，大多人理解的利，都是自利，而自利，往往和自私是相联系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际上，利，不光包括私利，也包括公利，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管那叫公益。因为事实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利字。这三家里，大部分都是公利，除了道家，道家是自利的。这个我们放后面讲。至于其他两家，则是代表各自阶级的利益。儒家代表统治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利益，墨家则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下面我就分说一下。
首先说儒家。儒家的学说经过几千年的沉淀积累，以及革新改变，已经和孔子当年的思想大相径庭了。先秦以前的儒家，孔子和孟子都希望维护既定的秩序，去维护旧统治者的利益，比如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都是要恢复氏族部落国家的生存权利。当然，孟子更倾向于旧统治者里出现一个仁君，《孟子·梁惠王上》里，他和梁惠王谈话，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梁惠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句话对不对呢？秦始皇就企图和这句话较劲，他通过以杀止杀，统一了中国。可惜以杀止杀并不能长久，历史和秦始皇开了一个玩笑，他的王朝到二世就夭折了。
从汉朝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制度被确定了下来。虽然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但国家富足以后，他们就会想到儒家学说。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西汉著名学者董仲舒他在融合了阴阳家的五行学说之后，将儒学彻底改造为统治阶级统治民众的理论工具。前几天和任海聊天，他说古代学儒学的人，目的都是为了做官，我虽然不认同这个观点，但他也说出了儒家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你要当官，你就得读四书五经，你就得认同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同时，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读书人大多出身富裕，即使不是地主，生活也是很优越的。穷人肚子都吃不饱，更别提读书了。那这些读书人做官以后，自然要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在两汉时期，儒家有两个很兴盛的学派，一个叫古文学派，一部分叫今文学派。在西汉末年的时候，由于董仲舒以及政府的提倡，孔子逐渐被神化，今文学派捏造了一些被称为“六纬”的东西，以此区别于“六经”，说这些也是孔子写的。把孔子吹捧成了如来佛一样的神通。这时候就有人看这些人不顺眼了，你吹牛也得有个谱啊。他们主张把孔子还原成本来面目，作为理论支撑，他们声称找到了“秦燹”之前的古籍，具体好像是汉朝一位藩王盖房子，从孔夫子的老宅里发现了一些孔家珍藏的书。我们知道，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天下人的藏书，后来项羽又一把火，烧了秦朝的书，天下的书基本被烧尽了，毁灭文化的罪人，还应该加一个项羽。这些主张还原孔子本来面目的人组成了古文学派，他们和董仲舒的追随者展开了一场大的辩论，促进了古代经学的发展。等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稳定的社会秩序不见了。兵乱不断和军阀割据，使儒学没有了用武之地，结果道学又开始盛行起来，这一点，我放到后面讲道家的时候，再讲。经过宋明理学的洗礼，在明清时期，儒学彻底沦为了统治阶级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所以总体上说，儒家，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
下面说道家，道家是主张个人利益的，即自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道家的历史说起。最早的道家人物，大多是隐士，比如著名的楚狂接舆，这是一群对社会失望的人，他们不愿做官，隐居山林，当然，也不排除有避祸兵乱的原因。他们企图用脱离社会来全生，后来，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给这种逃避现实的做法找了一些说辞，这个人就是杨朱，没读过中国哲学史的人一般不了解这个人，事实上，就是学界，对他的来历也搞不清楚，包括生卒年和籍贯，简直一个黑人黑户。《孟子·滕文公》里面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样一个著名人物的生平却无法考证，很让人费解，我估计也是那两把火烧的。杨朱的著作并没有传世，不知道他没有写还是别的原因，所以要找他的思想，得从别人的书里找。《孟子·尽心上》里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种思想被称为“人人为自己”，看，我说的自利出来了吧？他还有一个观点，叫“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韩非子·显学》），这个思想被概括为“轻物重生”，是韩非的原话。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杨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种思想，在道家这三个人物杨朱、老子、庄子的身上，是贯彻始终的。区别就在于，杨朱只想的是逃避，老子发现，人想脱离社会是基本不可能的，所以要在社会里生活，就得有一套趋吉避害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道德经》，在《道德经》里，老子不但教平民怎样趋吉避祸，也教君主怎样治国，并不是他热衷于治国，那不是他的本意。而是说你君主治国无方，发生什么动乱兵变的，我也得受牵连。我为了不跟着你倒霉，所以我帮你，就好像鲁仲连一样，帮完你，我直接走人，官我是不做的，只要你们打仗别影响我生活就行。不过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办法，也不能让你永远不死，或者说受到伤害，否则你说，那我读完《道德经》，不是基本就死不了了，最差也落一个寿终正寝。呵呵，老子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想，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 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 吾有何患”（《道德经》十三章）。这就有一点希望长生不老的意味了，实际上是老子的叹息，说我给别人教了那么多，可人都有一副躯体，有躯体就有死亡。估计老子是想研究一下，怎么才能把自己的躯体变没了。可惜他老人家到底研究成了吗？我们不得而知。按照宗教的说法，应该是成功了。因为他后来骑着青牛飞过了函谷关，守关的官员叫尹喜，他想尽办法让老子写本书给他，让他也长生不老一下，就有了《道德经》，可尹喜翻来翻去，发现这基本上就是教人避祸，不是老子的最终秘籍，于是就弃官和老子云游去了，最后也许就长生了。
但现实中的人，并没有看见老子长生，他们只听见老子的叹息。于是下面的人，就继续研究老子的理论，最后发现自己火候不够，最多研究出了一个“精神胜利法”，这就是庄子的理论。庄子怎么回答老子留下的问题呢？他说“齐万物,一死生”（《庄子·齐物论》），就是说，你把自己和万物看成一体，那生和死，不就是一样吗？呵呵，唯心主义有一句很搞笑的话“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就是这么来的。庄子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托与天地了，这就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那既然不把生死当一回事了，那老子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我估计道教之所以不尊庄子而尊老子为教主，除了因为老子的结局神秘之外，还因为他把那些妄想长生不老的人的梦想给彻底破灭了。庄子的理论，也是道家理论的最后阶段。道家始于逃避，终于豁达，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所以总体上说，道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平民用它防身，君主用它治国，不分阶级，谁用就追求自己的利益。
最后说墨家，我前面说墨家是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的。这个不是胡说八道，是有一定根据的。墨家的观点主要有三个：节用、兼爱、尚同。其中节用是基础，尚同是保证，兼爱是方法，目的是达到“天下大同”。先说节用，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墨子很重视人们的温饱问题，他关注的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所以他主张“非乐”，不让统治者享受，因为他们“将必厚措敛于万民”，给劳动者带来负担。不但不能帮助生产，也不能保卫国家。“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衣服是用来遮体的，穿那么好干吗？饭是用来果腹的，吃那么好干吗？房子是用来住的，住那么大干嘛？你们要享乐，我们就得辛苦。完全是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的。
然后说第二点，兼爱，这也是墨子学说的核心，我把它归纳为商贩哲学。因为他兼爱的出发点是交利，即“兼相爱，交相利”。不管是谁爱谁，那都得有好处。这也是小商贩从日常交易中的来的经验。比如我是卖柴的，你是卖米的，我拿柴换米，我们俩就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交利。墨子企图把这种狭隘的经验贯穿到他的理论中去，就产生了兼爱。兼爱就是广泛的爱、爱一切人。但我爱你，前提是要有好处：“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墨子·亲士》）既然大家要兼爱，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了，道家有一句话，叫“谩藏诲盗，冶容诲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把东西收藏好，人家自然要起偷盗之心，你打扮得漂亮、妖艳，难免要让人想到淫邪之事。所以富人，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分些给穷人，别的被偷、被抢，甚至被杀。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嫉妒谁，我也不穷了，你也不用担心东西被抢了。当然，这些话都是我想象的。我想墨子多少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他要求绝对的平均，基本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讲说尚同，就是说要完成这个浩大的兼爱计划，必须统一指挥，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才不会乱。。这里就体现出他矛盾的地方，他既要兼爱平均，又要专制统治，这是很不现实的，也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局限性。
太史公说：“举世熙熙，皆为利来，举世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信之然也，古人诚不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