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常用的效用指标是

关于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常用的效用指标如下：

成本－效益分析是卫生经济学中的一种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的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的常用评价指标有3种：时间性指标、价值型指标、效率型指标。

常用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主要有四种：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

核算成本分析：

XX年，医院一季度支出较同期增加XX万元，增加XX％，其中固定成本增加XX％，变动成本增加XX％。

电费为XX元，比同期少XX元，XX％。从工人会计的成本分析表可以看出，各会计部门的电费都有所下降，说明各部门对电费的控制有所加强。

保健材料费支出XX元，较上年同期仅增加XX元，XX％，大部分科室均随业务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产科患者病例减少，万元收入材料费较上年增加，希望部门负责人加强成本控制管理，杜绝浪费。

洗涤产品支出XX元，较去年同期增长XX元，增长XX％，原因有：洗涤中心价格上涨；为保证医疗质量，消毒费用大大增加。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常用 QALYs 作为效用指标来量化健康结果，QALYs 作为项目健康产出的评价指标,将健康状态下的生存时间与生存质量联系起来。

评价方法，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目的在于产生更经济和更有效的结果。评价方法是衡量成本和收益，分析结果是否符合期望的手段。

目前，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方法有最小成本分析（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 CMA）、成本-效益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成本-效果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成本-效用分析（Cost Utility Analysis, CUA）四种常用方法，以及预算影响分析（Budget Impact Analysis, BIA）等其他方法。

CMA，CMA 是评价一种特定药物或治疗方法所耗成本最常用的方法。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疗药物或方法的效果几乎相同，此时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多应用 CMA，该方法只比较干预方案的成本，成本最小的方案即为最优方案。

Gu Shuyan 等[12]应用 CMA 比较二甲双胍和阿卡波糖治疗 2 型糖尿病两种方案，发现相同治疗效果下，二甲双胍方案最优，每年可节省大约 40%的治疗费用。Eric Quan Pang 等[13]在关于神经节囊肿切除术的研究中发现，关节镜下节段切除的手术费用明显高于开放性切除术，不具有优先选择性。

CMA 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性，只能用于比较在治疗效果上相当的干预方案。如果不能证明药物或方法具有同等治疗效果，CMA 是不适合应用的。例如在临床治疗决策中，作为“黄金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结果是不能预知的，不确定所比较的治疗结果是否相同，因此不可能进行在随机对照试验的同时应用 CMA。简言之，没有预期的药物经济学评价采用 CMA 方法。

虽然，CMA 属于不完全分析方法，也具有极大的应用局限性，但 CMA 具有与其他药物经济评价方法一样严格的理论基础。

CBA 是药物经济学评价中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其成本和产出都采用货币计量。CBA 的评价指标为效益与成本之比（Benefit Cost Rate, B/C），分子为处理后的货币收益，分母为处理后的货币投资。由于时间会对成本和效益的货币价值产生较大影响，B/C的计算要考虑干预方案进行的时间条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贴现。

不考虑贴现：当评价方案所历经的时间不足 1 年时，应用 CBA 方法不考虑贴现。此时，公式中，bt 为评价方案在第 t 年末的效益；Ct为方案在第 t 年的成本；n 为治疗周期。考虑贴现：当评价方案所历经的时间超过 1 年时，应用 CBA 方法须考虑贴现。此时，

公式中，i 为贴现率，其他同上。对于单一方案而言，如果 B/C 不小于 1，说明所评价的方案具有经济学价值，可以采用；反之则不具有经济学价值。评价多个干预方案进行选择时，需要考虑方案之间的关系。

CBA 的宗旨是采用货币来衡量增量成本和效益，从而直接计算实现健康结果的净货币成本，多用于政府机构的卫生决策。该方法可用于单一干预方案，一种疾病不同干预方案及不同疾病干预方案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如 Hu Xiaohan 等[14]从英国卫生系统出发进行研究，分析认为 PD-L1 抑制剂Keytruda 的定价过高，与常规化疗相比不具备应用效益。韩国一项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 CBA 应用研究中，从韩国国民保健服务（NHS）视角分析得出司维拉姆（Sevelamer）用于肾病透析患者血管钙化，较乙酸钙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可替代基于钙的黏合剂产品[15]。